救赎母题：危机
四个“斯”的四位一体

    欲深入了解一位大师的内心世界及其艺术创作，其思想的传承者、灵魂的向导和同路人，往往是一面重要的镜子。伯格曼最喜欢的作家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最喜欢的剧作家是斯特林堡，最崇拜的导演是塔科夫斯基——可以说，他是这四个“斯”的四位一体。

    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他说，关于上帝的存在这一个问题，有意无意令他“苦恼了一辈子”，他在信与不信之间徘徊。他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将是容许的”，这句话被萨特引述为存在主义的起点，萨特说：“的确，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容许的，因此人也就变得孤苦伶仃了，因为他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以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人能够提供价值或者命令，使我们的行为合法化”。斯蒂芬·茨威格在给陀斯妥耶夫斯基写的传记中，这样评价这位俄罗斯的苦魂：“从痛苦中产生对痛苦的爱，用痛苦的烈焰温暖着他的时代和人世”。

    托尔斯泰对于宗教的信仰历程同样痛苦、复杂和曲折。他在《忏悔录》的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我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和教育。从童年开始，连同整个青少年时期，人们一直以这种教义对我进行教育。可是当我18岁，念完大学二年级时，我对教给我的一切都不相信了”，但他说他总还有某种信仰，只是究竟信仰什么，他怎么也讲不清楚。后来他开始理解，“在宗教信仰提出的答案中包含着人类最深刻的智慧，我没有权力以理性的原则否定它们，而主要的是，只有这些答案才回答了生命问题”，于是他准备皈依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但是尽管他做出一切可能的让步，避免争论，他仍然不能接受他圈子里那些人的宗教信仰，他明白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一种伊壁鸠鲁式的安慰和娱乐，于是他开始和贫穷、朴实、没有学问而有信仰的劳动人民接近，他们了解生和死的意义，安详地劳动，忍受贫困和痛苦，活着或死去，并在其中看到善，而不是虚空，他的生活由此也发生了激变。

    这两位大文豪的宗教信仰，其实都在不信之中，执著地追求着信靠，在孤苦中艰难地寻找上帝带来的光亮，而伯格曼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的制作人说：“伯格曼怀疑上帝的存在，他丧失了信念，他是一个探索者，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探索者”，这就是他的绝望和残酷，同时又可以给人带来温暖的原因。他的信仰出口，虽然没有托尔斯泰表达得这么明确，但是显然可以从中看出受到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伯格曼影片中的主人公，从《野草莓》、《婚姻生活》里的教授，《犹在镜中》里的作家，《狼之时刻》里的画家，到《秋日奏鸣曲》里的钢琴家，这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事业成功，但人格残缺萎缩，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巨大的感情危机，但是另一个与其身份地位悬殊极大的人物系列，从《夏夜的微笑》中一对得到幸福爱情的仆人，到《呼喊与细语》中善良忠实的女仆，他们不仅人格健全，而且都充满了生命力，《第七封印》中有一对乐天单纯的马戏团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最后在末日审判中，惟有他们能够幸免于难，两组人物间命运的对比、反差，显得意味深长。

    托尔斯泰在50岁的时候想到过要自杀，但又没有下决心实行，并且痛苦于自己的极端软弱、极不彻底，后来通过和朴实的劳动人民接触，心里有个声音对他说道：“活下去，寻找上帝，没有上帝的生命便不会有了”，此时，“心中和我周围的一切从来没有这样亮堂过，这光明从此没有离开过我”。伯格曼比他更早地想到自杀，但是同样没有实施，他们的得救，其实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那就是始终没有彻底放弃对信仰的追寻，他们最后都选择了接受生命。

    伯格曼将戏剧比作他的妻子，而电影则是他的情人，他最喜欢的剧作家是被尊为“现代戏剧之父”、“先锋派戏剧鼻祖”的斯特林堡，他最喜欢他的一部剧作是《一出梦的戏剧》，他说自己所有作品想要表达的事物在这部戏里都能找到，可见斯特林堡对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全面影响。该剧从梦中窥见了虚伪的现实，剧中人不断重复的一句话：“人真可怜”，是如此的振聋发聩。斯特林堡自己说过，人活着必遭蹂躏，他对人与世界“恶毒”的诅咒，他剧作中对人的灵魂斗争的深刻具体的描述，极大地影响了伯格曼，伯格曼在自己的电影和《魔灯》一书中，曾多处引用过斯特林堡的话。斯特林堡经历过3次失败的婚姻，他对爱情既怀着极大的痴狂，又抱有极大的怨恨和嫌恶，“他极端崇拜女性，但他也残酷地迫害她们。他对女性总是同时抱着极端的态度。他的心灵是百分之五十女人与百分之五十男人的混合体”，这是伯格曼对斯特林堡的评价。伯格曼在婚姻经历上破了他的记录。斯特林堡说：“我觉得我似乎在梦中行走，是创作还是生活，我无法区分；但是当我马上就要清醒的一刹那，我不是陷进因受良心责备而发疯的泥坑，就是想自杀”——又是自杀。他的这番话，几乎道出了伯格曼电影创作和生活的全部心声。伯格曼也是“住在梦里”的人，他电影的梦幻特质，受到了斯特林堡和塔科夫斯基的双重影响，关于塔科夫斯基，将在后文中予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