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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大事都是由许多小事组成,要做好大事必须以做好小事为基础,否则是做不好大事的。
“大国崛起”成为近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流行词汇,中国的和平崛起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元素。
2007年1月2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宣布:2006年中国GDP总量突破20万亿元(209407亿元),同比增长107%。这个数字代表着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让中国人民感到振奋,同时,也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25年来中国实力快速增长只要持续下去,那么,基本可以确信,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经济和政治上无可争议的全球大国。中国的崛起将再次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
2007年1月28日,新华网公布了由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编撰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报告中指出:“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
在看到这些令人激动的数据及预测后,我认为,我们的经济研究工作者、政府部门、甚至平民百姓应该更加关心一些细节问题,尤其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现在依然没有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和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消耗了全球总资源量的12%和一些重要资源的30%(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40%的水泥),只创造了全球GDP的4%多一些。
如何进行经济增长呢?200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调整政策,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我们如何理解和解读这一方针呢?如何去运用这一政策呢?《南风窗》2006年年终报刊的评论员徐莉芳的文章非常好:“告别没有发展的增长……又好又快的中国新面目,无非取决于技术与细节了。”
《细节决定成败》一书出版后,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在书中我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公共管理无小事”的观点,也得到政府部门的肯定。包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沈阳市政府、成都市政府、贵阳市政府、深圳市政府、大庆市政府、新乡市政府、齐齐哈尔市政府等政府机关请我去做了讲座,与政府官员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再加上我本人也做了两年的厅级干部的秘书,所以对政府的一些运行方式和管理工作有一些了解。我们的精细化管理研究团队也对此作了一些研究,出版了《政府精细化管理》、《落实要到位关键看结果》等书籍,试图对政府管理工作的改善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认为:中央的许多方针大计在贯彻过程中,地方政府管理落实不到位是细节做不好的关键问题。
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所谓“出不了中南海”,我想主要是党中央制定的很多方针政策到底下都走形变样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做好细节、落实到位。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易经·系辞上传》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句话,也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一句至理名言。
让我们看一个小故事吧。1941年陕北闹水旱虫灾,陕甘宁边区经济发生严重困难。6月3日,陕甘宁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下起雨,一声雷响,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边上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身亡。一位农民知道后,说:“为什么雷公没有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很快就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毛主席得知消息后说:“你们先把他放了,问问他为什么咒我?”这位农民说:“你们共产党征粮太多了,我们承受不了。”
毛主席立刻责令派出调查组,调研此事。调查组深入民间调查后,得出结论:“1941年边区百姓要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征粮太多了。但是粮食征少了,部队又吃不饱。”
“雷击事件”后,根据调查,毛主席决定不但减少当年公粮征收任务,而且要大力开展生产自救。从此,大生产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轰轰烈烈展开。在共产党打天下的过程中,调查研究是一大优良传统,使共产党和群众形成了“鱼水关系”。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高层领导人也一直在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93年7月5日,江泽民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
改革开放已经29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社会情况更加复杂。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社会矛盾。这就要求各级政府管理者能够更加注意调查研究,研究各个阶层的社会诉求,关注每一个社会问题的细节。这一方面,温家宝总理给各级官员做出了极为突出的榜样。
温总理下基层去考察,喜欢不按安排的路线走,喜欢到处转一转。到的尽是贫困地区,深入的是基层百姓,关注的是热点问题。2001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到江苏宿迁考察,他没有去市政府,而是随意走到一块农田和农民打起了招呼。当时温家宝是轻车简从。田里干活的农民不认识他,把他当成前去考察的不受欢迎的“干部”。
温家宝回忆道:“一位妇女扯着嗓门喊记者不要给我们拍照,说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听到这话,我把那个妇女叫到眼前说,你有什么事跟我说说吧。那个妇女和我面对面时没有认出我,于是讲了很多农民负担重的问题。”
“这位妇女直到我走的时候气还没有消。”温家宝回忆说:“当时我一点也没有不高兴,我的心里只有难过。”“每次我到江苏,我就在想,不知道宿迁现在情况怎么样,是不是现在农民都高兴了呢?”说到这,温家宝的声音有点哽咽。2003年3月,温家宝出任总理,在人代会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到中央工作后,全国2500个县区,我跑遍了1800个。”
2004年3月4日,温总理在参加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委员联组会议时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
2005年2月28日,温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说:“各级领导干部要腾出更多的时间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困难多问题多的地方去,深入调查研究,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温总理“问计于民”的以身作则,不断对政府官员的教诲要求,政府官员是否落实了呢?从民间百姓所说:“有困难找中央”,“有困难,直接找国务院”,即很多“地方问题中央解决”的现象说明:很多地方官员并没有认认真真做调研,实实在在访百姓。
人们在回顾2006年时,“政府懒政”成了年度关键词之一。也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遇到问题,管理者总是先想到最省事的办法,而不是最合理的办法。于是,“一刀切”、“强制执行”就成了某些领导干部惯用的工作方法。有些部门出台的一些政策也显得调研不足,科学决策不够,引起很大的争议。
让我们来看一个现实的案例:2006年6月19日,北京市工商局下发了“民宅禁商”的通知:凡属住宅(含公寓、别墅、平房等)用途的及房屋用途表述无法辨别为住宅或商业用途的房产(含商住、综合等)均不予工商登记。工商局出台这一政策,本意肯定是好的,如避免扰民问题;落实北京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抑制房价等等。但是,这一政策显然是调研不够充分的,是没有过渡、太突然的“一刀切”政策。尽管愿望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问题难以解决。所以引发了很大争议,让我们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一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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