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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呢?”你反驳说。
“你,我不知道。你自己看着办。每个人有自己的应付办法。”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使这个女人改变主意。你只好独自去考察,然后,六点钟的时候,你们再在这家咖啡馆会面。
“您是为手稿的事来的?正在拜读,不,不,我说错了,以极大的兴趣已经拜读完了,对,对,我记得很清楚!语言优美,感情丰富,您未收到信?很遗憾,我只好向您通报一下,信中都写明白了,发出去有段时间了,邮局老是耽误事,您会收到的,出版计划安排满了,行情疲软,您看,您收到信了吧?您说什么?感谢您使我们有幸拜读大作,我们应该尽快退还,啊,您是来取稿件的?不,我们还没有找到您的稿件,请您再耐心地等几天,会找到的,您别担心,我们这里什么也丢不了,刚刚我们还找到了一份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的稿件,哦,不会过十年,我们一定会早些找到您的稿件,起码我希望如此,我们这里原稿很多,一堆一堆的,都这么高,您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领您去看,当然哪,您是要您的,不是要别人的,当然,当然,我是说,我们这里许多并不重要的稿件都保存着,还能把您那份稿件丢掉?我们十分珍视您的稿件,不,不,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退还给您。”
讲话的是一个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只要有人呼唤他:“卡维达尼亚博士!”“请问,卡维达尼亚博士!”“请教卡维达尼亚博士!”或抓住他的衣袖,或向他提个问题,或把一摞稿子扔到他怀抱中,他顿时就变得更加干瘪、背驼得更高。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最后一位提问者的问题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对方,下巴颤抖着,歪着脖子,流露出过于神经质的人那种可悲的耐性,以及过于耐心的人那种超音速般的神经质,努力把所有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撇在一边,或者一一详加说明。
你走进出版社大门时,向门房说明那几本书拼版有误希望更换,他们先告诉你找发行科;后来,由于你补充说你不仅希望更换而且希望他们对此做出解释,他们又让你去找技术科;当你说明你最关切的是那些被拦腰砍断的小说下文时,他们得出结论说:“那么您最好同卡维达尼亚博士谈谈。请您到候见室去,那里已有许多人了,会轮到您的。”
因此,你走到来访者中间,数次听见卡维达尼亚博士重复有关手稿找不到了的谈话。他不管跟谁谈话,包括你在内,都从这个话题谈起;等到客人或其他编辑、工作人员打断他的话时,他才意识到所发生的误会。你立即明白了,卡维达尼亚博士是各种企业或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肩负着别的同事不愿染指的最复杂、最棘手的使命。正当你要开始跟他谈话时,有人拿着一份需要修订的今后五年的出版计划来找他,或者拿着一张需要重新编排页码的书名清单来找他,或者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书来找他,因为该书需要从头至尾改版,原来的马利亚现在应改为玛丽娅,原来的彼得应改为彼埃特罗。谁讲话他都听,虽然想到他与另一位来访者的谈话被打断时也不免有些心烦;但一有可能他便安慰那些最不耐心的客人说,他并未忘记他们,记得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非常欣赏那种幻想的气氛……”(“什么?”一位研究新西兰托洛茨基分裂派历史的学者悄声说道。)“也许您不该过多地描写那些淫秽的场面……”(“您说什么呀!”一位研究卖方市场宏观经济学的学者抗议道。)
卡维达尼亚博士突然消失了。出版社的走廊里充满了危险:有精神病医院的戏剧表演组、精神分析学研讨组,以及女权运动的突击队。卡维达尼亚博士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被抓住、被包围、被吞噬。
你来的不是时候。现在到出版社来的不再是过去那些希望成为诗人或作家的男男女女;(在西方文化史的)这个时期到出版社来谋求文字表现的不仅仅是个人,而且还有集体,如学习小组、行动小组、研究小组,仿佛脑力劳动太可怕,单靠个人努力就太凄楚了。作者署名变成多重的,越来越趋向于集体,因为谁也无权代表谁:四名前囚犯包括一名越狱犯,三位前病人与男护士以及男护士的稿子。或者是一对一对的,不一定是夫妻但多数是夫妻,似乎夫妻生活只有在写稿时才能变得最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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