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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传奇”小说的自然的收件人和享受者是“一般读者”，由于这个原因我希望他也是“旅人”的主人公。这是双重的主人公，因为他分裂成了一个男读者和一个女读者。对于男读者我没有给出一个性格特征，也没有给出准确的爱好：他可以是一个偶然的和折中的读者。女读者是一个志愿读者，她善于解释自己的等待和拒绝（这些等待和拒绝都是以尽可能最不理智主义的词语表述出来，尽管—甚至正是因为—理智的语言一直不可避免地在日常所说的语言之上退色），这是一个由于无私的激情而对自己作为女读者的社会角色感到非常骄傲的“一般女读者”的升华。这是我相信的一个社会角色，这是我的劳动的前提，而不仅仅是我的书的前提。
正是关于这种面对“一般读者”，你磨尖了你的最明确的“深入”，你问：“只是和柳德米拉在一起，卡尔维诺，也许是无意识地吧，将一本诱惑的（奉承的）作品引向后来是他的书的真正读者（和买者）的一般读者，同时向他提供不可超越的柳德米拉的一些特殊的品质？”
这段话中令我不能接受的东西是“也许是无意识地吧”。怎么：无意识地？如果我将男读者和女读者放在书的中心，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因为我享有作者的权利）读者是买书者，书是一个在市场上被卖的物品。认为可以不考虑生存的经济性及经济性所包含的所有东西的人，永远也得不到我的尊重。
总之，如果你说我是引诱者，饶了你；说我是阿谀奉承者，饶了你；说我是集市上的商人，也饶了你；但如果你说我是无意识的，那么我就愤怒了！如果在“旅人”中我想要再现（并用讽喻方式叙述）读者（普通的读者）在一本他从来也没有预料到的书中的纠缠，我只不过是使我先前所有的书中那种有意识的和持久的意图明确化了。如果是这样，在这里将展开一场阅读社会学（甚至是阅读政治学）的谈话，它将使我们远离关于所涉及的书的本质的争论。
最好还是回到两个主要问题上来，你的争论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而形成的：一，为了自我的超越，可以指望自我的增多吗？二，所有可能的作者能被减少到十个吗？（我仅仅是出于代记忆而这样综合的，但在回答你时，我努力考虑到你的文章的所有论据。）
对于第一点，我只能说，通过一个有着各种语言学可能性的目录来追寻复杂性，这是这个世纪文学的整整一个部分的一种特征性方式，它开始于那部在十八章中讲述一个都柏林人的随便一天、并且每一章有着各不相同的文体构建的长篇小说。这些著名的先行者并不排除我总是喜爱要达到你所说的那种“可支配性的状态”，“靠着这种状态，与世界的关系就能不仅是以认识的术语展开，而且是以探求的形式展开”；但是，至少在这本书的持续时间里，“探求的形式”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与背景的主题统一性相汇合（或从这个主题统一性散发出来）的一个多样性的——以某种规范方式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特别新的东西：在一九四七年，雷蒙·盖诺就发表了《风格练习》，在这本书中，一件只有几行的逸事被用在九十九个不同的版本中。
作为典型的传奇小说的情形，我选择了一个草案，我能这样来确切地说明这个草案：一个以第一人称讲述的男性人物发现自己要充当一个不是他的角色的角色，他处在这样一个形势中，由一个女性人物实施的吸引和一个敌人集体的暗中威胁的逼迫，在他身上毫无退路地纠缠在一起。这个基本的叙述核心，事实上我在我的书中以《一千零一夜》的伪故事的形式表明了出来，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位批评者（尽管许多人都强调了书的主题统一性）将这种形式指明出来。如果我们愿意，同样的情形可以在这本书的框架中被辨认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主人公身分的危机来自没有身分这个事实，他是一个“你”，而任何人都能在这个“你”中认出他自己的“我”）。
这个情形只不过是我强迫自己玩的游戏的限制或规则之一。你已经看到在“框架”的每一章里，将要紧跟的小说的类型总是通过女读者的口指明出来。此外，每一本“小说”都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也回答着一种必要性，因为接下来被读到的所有标题也将构成一个“开头”。由于这个标题从文字上看一直是从属于讲述的主题，每本“小说”都将从标题与女读者的期待的巧合中产生，这个期待在前面的那一章中已经被她表述出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告诉你，如果你好好地看，你找到的不是“在其他的自我中的认同”，而是一些必经之路的格栅，它是这本书的真正的生育机器，就像雷蒙·卢塞尔作为他的传奇小说活动的出发点和终点向自己提出的那些头韵法。
这样我们来到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正好是十个小说？回答是明显的，并且你自己在更前面的某一段给出了这个答案：“必须确定一个适当的界限”；我当时也可以选择写十二个，或七个，或七十七个；写为了传达出多样性的意义所必需的那样多。但是你立即抛出这个回答：“卡尔维诺过于明智地确定了十个可能性，为的是不暴露出他进行综合的意图和他本质上对于一场更加不确定的比赛的不可支配性。”
我在这一点上向我自己提出质问的同时，我几乎要考虑：“我陷入了怎样糟糕的境地？”事实上，关于全体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一种反感；我不承认自己有“综合的意图”；但是，还是写出来更令人放心：在这里我说的—或者我的人物西拉·弗兰奈里说的—正是“全体”，是“所有可能的书”。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所有的”书，更是“可能的”书；你的反对意见针对的就是这里，因为第二个问题立刻就被你这样重新表述出来：“难道卡尔维诺相信……可能的事物与存在的事物是一致的？”并且你非常暗示性地威胁我“可能事物不能被列数，它从来也不是一个加法的结果，并且它主要的特征是一种消逝的线，在这条线上每一个点都分享着整体的无限特征”。
为了试图摆脱这种糟糕的境地，也许我应该向自己提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这十个小说而不是别的十个？清楚的是，如果我选择了这十个小说类型，这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对于我更有意义，因为它们最适合我，因为它们最使我乐于写它们。有另一些小说类型不断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本来能够将这些类型添加在列表中，但是，或者是我不肯定自己能成功，或者是它们没有呈现出一个我认为是相当强的明确吸引力，或者干脆就是这本书的草案已经足够充实了，我不想扩充它了。（例如，有许多次我想：为什么叙述者我必须是一个男人？而写出的文字是“女性的”？但是存在一种“女性的”文字吗？或者能不能为每一个“男性的”小说的例子想像出“女性的”对等者？）
于是我们说在我的书中，可能的事物不是绝对地可能的事物，而是我认为可能的事物。但也不是所有的我认为可能的事物；例如，我没有兴趣重新经历我的文学自传，重做我已经做过了的叙述类型；它们应该是一些处在我所是并所做的可能事物之外的可能事物，能够被由我向外的一个跳跃就达到，而我则停留在一个可能的跳跃的界限之内。
我的书的这种限制性的定义（我把它提出来，以否认你强加给我的那些“综合的意图”）有可能最终将给予这本书一个贫穷化了的形象，如果它没有考虑到一个始终与这本书相伴随的相反方向的动力：这就是我当时一直在自问我正在做的工作会不会有一个不仅仅对于我而且对于其他一些人的意义。特别是在最后的阶段，当时这本书实际上已经完成，它的许多连接处不许可有进一步的调整，我焦急地想要确认自己能不能在概念上为它的情节、它的过程、它的次序作出解释。我为了我的专用的个人的解释，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梗概和草案，但我从来没有成功地使它百分之百地达到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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