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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的“京畿”之外，当地官员们抱着“天高皇帝远”的念头，平日里就想方设法地祸害百姓，热衷于“雁过拔毛”，现在中央有了政策甚或拨下经费，白花花的银子拿过来再送出去，谁能甘心？所以各地官员无不借机大肆盘剥，或许皇帝明令，各地“年高者一人精肉五斤”，到了地方就变成了“年高者每人猪板油二两”，这也算是下手不狠，颇有良知者所为，或有妄为者，则“每户上贡肥猪一头，或折白银一两”。皇帝的“善心”反倒成了暴政的源起，他本人怕也是始料不及。
但朱翊钧对此并不会做更多的思考，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策划的这次史无前例的大型活动带给自己的兴奋和满足之中。在朝会上宣布完这个决定之后，他就积极准备，从五月十一日起就用起了斋饭，而且每天到太庙里去和先祖们的魂灵做必要的沟通。这样认真的态度也使得大臣们谁也不敢马虎，整个朝廷都动作起来，忙得是不亦乐乎。
定都北京以来，天安门广场举办过为数不少的各种仪式，就拿本朝来说，万历七年的时候，就在这里举行过规模盛大的“册后”仪式。
五月十六那天，天方破晓，午门上就钟鼓齐鸣，早已经守候在广场上的大臣们按照皇帝的要求皆着布衣，以文东武西的方式按照官阶的高低整齐地排列在广场上。听到钟鼓声起，负责礼仪的官员忙吆喝众人散到两侧跪倒接驾。
朱翊钧一身布衣从天安门走出，当他走过金水桥的时候，果断地制止礼仪官高喊“万岁”的举动。这时，这位年轻的皇帝似乎真为一种精神所激励，面色极为凝重肃穆，步伐也显得有些沉重，这就使得广场上的所有人都不敢发出哪怕是微小的响动，这个足有三千人参加的仪式静到前门楼子上的一声鸦啼都能清晰地传到广场上来。
朱翊钧并没有对这个“前无古人”的仪式有过分的要求，一下金水桥，他就径直走向“千步廊”。大臣们松了一口气之余，忙起身跟在皇帝的身后，偶尔有人咳嗽一声，也急忙强行咽在肚子里。整个队伍唯听得见“刷刷”的衣襟带风之声。
出了大明门，朱翊钧看到站岗值勤的卫兵也换上了布衣，这时赞许地点了点头，众卫兵就把他夹护在中间，由此开始向天坛进发。
朱棣迁都以后许多年来，都没有皇帝出巡不“除道”的规定，万历皇帝的这个决定，着实在百姓中引起不小的轰动，尽管其时天还没有大亮，不少百姓已经在沿途站定，等着一睹皇帝的风采。虽然没有官员的呵斥，但百姓们眼见这前所未有的阵势，一时间都吃惊地瞪起眼睛，搞不清楚皇帝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朱翊钧的风度神采还是对得起观众的，当年他才21岁，正是青春活力的年纪，虽然身材略微有些发胖，但长时间的宫廷教育使他的举止雍容大气，自有一股常人难以企及的气质。尽管他也是一袭布衣夹杂在护卫之间，但百姓仍然一眼看去就知道他就是紫禁城里的“万岁爷”。
从天安门广场到天坛约莫有五公里的路程，当时又正值夏天，这一路走下来，确实是非常劳累的，但朱翊钧显示出非常坚韧的毅力，一路上不需要任何服侍。这样的情景让老百姓确实非常感动，有一些人自动地跟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之后，和朱翊钧一起向天坛进发，这样的场面不但是在明朝就是在历代王朝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这次声势浩大的“郊礼”本来有希望成为万历王朝全新开始的一个序幕，在这次活动后不久，全国各地真的普遍出现了降雨。善良的百姓顿时相信，上天和皇帝之间有非常人所能理解的关系，因此确定万历皇帝是他们的幸福生活的唯一依托。所谓的“天意人心”，通过这次活动非常融洽地结合在了一起，万历皇帝完全可以借此在政治上大展手脚。
可是，即便是最有远见卓识的大臣，也不会料到，这次体现充分“亲民”思想的皇家活动，却是明王朝走向灭亡的一次祭礼。
谁也没有料到，这位“亲政”后表现出强烈的励精图治思想的年轻皇帝，仅仅会因为一个女人，就放弃了对整个帝国的经营。
朱翊钧16岁举行大婚，当时他的皇后王氏才14岁。年龄上的般配不代表这是一桩完美的婚姻，因为大婚后不到三年，朱翊钧就近乎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宫女并迅速使其怀孕。而他的皇后却始终没有得到这样的爱抚，以致他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不是出自皇后，而是出自这个因为生下龙种而被册立为“恭妃”的宫女。
但长子的出生并没有让朱翊钧把精力放在这个宫女身上，他对女性狂热的爱好似乎并不逊色于正德皇帝。据说他曾经在一天之内就册封了九个女子为妃嫔，这也是一个很难被刷新的纪录。
但奇怪的是，这位万历皇帝和其叔祖不同的是，他对一些自己喜欢的女性是怀有比较真挚的情感的，尤其是在他册封的九个妃嫔中，一个郑姓女子让他格外喜欢，在使她怀孕之后，这位当时仅14岁的女子被朱翊钧册封为“德妃”。
公元1586年（万历十四年），这位德妃也为朱翊钧生下一个龙种。喜出望外的朱翊钧当时就把这位德妃晋为“皇贵妃”，这是仅次于皇后的称号了。
有了儿子，自然就要册立其中一个作为自己的太子，以便在自己死后接替皇位，按照传统，当然是皇长子朱常洛应该成为这个人选。但朱翊钧在爱屋及乌之下，似乎有意把郑贵妃所生的第三个儿子立为太子，因此，他迟迟不立太子，就是希望有深谙自己心理的大臣主动提出立三皇子为太子的建议，这样他好来个顺水推舟，以显示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毫无私念。
但是，思想保守的大臣们大都愿意遵守成例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不断上奏折说，立太子是一国的“国本”，皇帝应该早做决断，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这让朱翊钧感到非常扫兴，他开始还就这个问题一一作答，一会说，朱常洛虽然是皇长子，但皇后还没有生产，如果皇后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孩子理所当然是太子的不二人选，所以，应该等皇后生产再说。可在这个问题上他不积极行动，皇后哪有机会生个没有争议的太子出来？这件事一拖几年，眼看着朱常洛已经快成人了，大臣们就再次提出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来。
朱翊钧知道没法子再用皇后作挡箭牌，于是又说，他担心长子年纪太小，经受不住烦琐的礼仪，等他年纪再大一点再说。
大臣们已经察觉朱翊钧有“废长立幼”的打算，他们于是不依不饶地和朱翊钧纠缠，要求他为国家着想早立太子。
朱翊钧大怒之下，说这是我的家事，用不着你们这些大臣多嘴，在情绪激动之下，他甚至准备明确宣布立三子朱常洵为太子，直到最后他的母亲出面制止，他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但朱翊钧仍然不肯立朱常洛为太子，因为心烦群臣拥护朱常洛为太子的提议，他干脆躲进后宫，再也不出来了。
这件事一直拖到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朱翊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
当时朱翊钧已经38岁了，但他的表现仍然像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屈从舆论把朱常洛立为太子后，他感到对不起自己心爱的郑贵妃，于是就用不理朝政来向自己心爱的女人表示自己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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