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严嵩再次步入官场，依然没有受到诸如“怀才不遇”的困扰，他在南京翰林院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侍讲，后来晋升为国子监祭酒，到嘉靖七年的时候，他的才华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赏识，从而逐步开始在政治上走红。
嘉靖皇帝在他执政中期，由于迷信道教，他对政务完全是弃之不顾。更有甚者，他还在故宫里营建修道专用场所，招揽了一批据说非常有“道行”的道士，嘉靖皇帝就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钻研长生不老的理论，对政事则完全置之不理。
但嘉靖皇帝对文学、艺术等方面却具有很高的鉴赏能力的。
在他还没有成为道术的“铁杆粉丝”前，看到了严嵩所写的一篇辞赋。严嵩在文章中表现出的文学修养以及书法技巧都令他激赏不已，从而对严嵩格外注意起来。
如果从不同角度看，嘉靖皇帝并不是我们通常认识中的“糊涂蛋”，只是他的个性中有着非常洒脱而且强烈的“浪漫主义”情怀，也就是说，他对“精神领域”的自由和愉悦是格外敏感而且在意的，而在世俗世界中，他则表现出近似于“低能”的形态。否则，作为一个世俗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他不会陷入到道教所构造出的虚无缥缈的宗教泥潭中而不可自拔。
因此说，对世俗的鄙夷造成了嘉靖皇帝对政治的倦怠和厌烦，这种心态也更加强化了他对“美”的偏执和敏感。他把“精神愉悦”的概念无限扩大化了，所以在没有彻底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完全寄托到宗教前，他对整个现实世界进行的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这种纯粹是造就生命价值的基础，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以所谓的“纯美的注视”作为自己对终极价值的判定，则是一种非常危险也可以说是“愚蠢”的倾向。
正因为如此，嘉靖皇帝对严嵩的认可与重用不是通过客观的方式完成的——在被任命为吏部左侍郎前，除了一些表奏文章极富文才之外，严嵩本人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突出表现。
至于《明史》上以严嵩“善伺上意”来说明其权势源于阿谀的本性，则在皇权制度之下，官场上的阿谀之气乃是常习。对于个性比较超脱的嘉靖皇帝言，对马屁质量的要求自然不会很低，要拍出一个格调高雅、回味无穷的马屁使这位“文艺皇帝”对自己另眼相看恐怕是需要一些才能的。
由此看出，严嵩是完全依靠自己在书法和文学上的才华而得以平步青云的。
这也正好反映出嘉靖皇帝并非是“昏君”，他对于严嵩的“角色认知”是正确的。因此，他对严嵩在政治上表现出的无能是抱着非常宽容的态度的。——他并不认为严嵩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明史》上记载，嘉靖皇帝常常命令严嵩写一些文学方面的文章给他，而不是要求他写政治论文和施政报告。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嘉靖皇帝对精神世界的偏执追求，导致了他对现实政治的极端漠视。在他主观里认定，精神世界是高于现实世界的。他由此错误地认为，这个在精神上给自己带来无比愉悦的严嵩，在现实中有所瑕疵是难免的，因此也是可以原谅的。
嘉靖皇帝忽视的是，严嵩无法像他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即使是一个“副部长”级别的官员，也无法像他那样完全活在精神领域。——严嵩选择了复出任职就表明，他身上的世俗要求远远高于精神要求。
严嵩在复出得宠后，对金钱的兴趣是大过对政治的兴趣的，尤其是出任吏部侍郎之后，他开始在人事任用上有一定的权力，因此，一些渴望向上爬的官员们就开始向他行贿以期得到升迁。
当时，朝廷中已经有人向嘉靖皇帝反映严嵩以权谋私接受贿赂的问题，但嘉靖皇帝不仅没有追究严嵩的责任，反而不断地对他进行提拔。
《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嘉靖）十八年二月，景云见……严嵩请帝御朝受群臣贺，（严）嵩乃做《庆云赋》及《大礼告成颂》上之，诏付史馆。”
这段资料更表明，嘉靖皇帝关心的并不是严嵩在政治上的表现，他决定把严嵩的文章交到史馆中收录，更是表明了自己对待严嵩的态度。
随着自己的文章被嘉靖皇帝明示列于史馆，严嵩终于明白，嘉靖皇帝看重他的是什么，而不在意的又是什么，于是渐渐胆大妄为起来。
《明史》记载：“诸宗藩请恤乞封，（严嵩）挟取贿赂。”
可以说，这时的严嵩已经明目张胆地开始了大肆索贿贪污，就连皇室成员为达成目的都不得不向他行贿。
当时，严嵩的受贿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朝廷官员们“论贪污，大臣皆首（严）嵩”。
面对这样一个腐败分子，嘉靖皇帝的反应却简直是匪夷所思。
严嵩一旦被人弹劾其贪污，就到嘉靖皇帝那里主动请求惩处。但每到这个时候，嘉靖皇帝都主动岔开话题，反而就一些重要的朝政咨询于他。
我们前面说过，严嵩在政治上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因此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免有答非所问的时候。可是嘉靖皇帝听了这些简直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回答后，居然大加称赞，认为他的回答很有见地。
嘉靖皇帝对严嵩这样的态度，恐怕就算是瞎子也看得出来。这家伙在皇帝的面前已经是红得发紫了。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嘉靖皇帝任命当时是礼部尚书的严嵩为“武英殿大学士，参预机务”，严嵩由此成为当朝首屈一指的人物。
由于这时候，嘉靖皇帝对道教已经处在走火入魔的边缘，对朝政已经很不上心，作为皇帝的“高级助理”，严嵩和其他几个大学士实际上成了皇帝的替身。
严嵩于是就在嘉靖皇帝对朝政日见荒怠的情况下，加紧了对另外几个大学士的排挤和打击。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严）嵩既入内阁，窃弄权柄，内外百执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许诺，然后上闻……大学士翟銮位望先嵩，而势实不竞……给事中周怡（就此事）上疏论之，语多侵嵩，疏入，下狱，已而銮……削籍去。”
紧接着，另一位大学士许瓒也被严嵩排挤，亦被削籍而去。余下的一位大学士张壁虽未去职，但唯严嵩马首是瞻，不久即郁郁而终。朝廷于是形成“嵩独相”的局面。
严嵩这样的大动拳脚，终于引起了嘉靖皇帝的警觉。尽管他对严嵩是非常喜欢的，但在原则面前，他还是遵从世俗规律的。为了遏止严嵩的权力，他于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重新起用了曾经遭到严嵩陷害而丢了官的前大学士夏言。
嘉靖皇帝的这个举动确实对严嵩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慑作用。他立刻收敛了自己的嚣张气焰，“（夏言）虽斥逐其党，（严嵩）不敢救”。
夏言和严嵩本来是同乡，而且他比严嵩红得要早，但后来为严嵩所陷害而至丢官回家。嘉靖皇帝这次利用他来打击严嵩确实是一招妙棋，夏言不但斥逐严嵩的党羽，还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这给严嵩造成的精神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