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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戚继光亲自到浙江义乌一带招募起一支以农民和矿工为主、约有4000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由他亲自编组、训练，他就以这支部队作为抗倭主力。
嘉靖四十年，戚继光在台州、仙居、桃渚等处大胜倭寇，九战皆捷。
次年，他又奉调支援福建，连破倭寇设立在福建沿海的横屿、牛田和兴化的巢穴，福建境内倭寇的主力被消灭殆尽。
戚继光也因功升署都督佥事。
嘉靖四十二年，戚继光再援福建，攻克倭寇巢穴平海卫(今莆田东南)，进官都督同知，升福建总兵。
此后，戚继光转战福建、广东沿海各地，终于解除了困扰明王朝多年的东南沿海倭患。
一向被动挨打的中国军队忽然就变得无坚不摧，倭寇们开始想不通这个问题，后来被揍得次数多了，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经验，就是两军对垒，只要看见对方的旗帜上有“戚”这个汉字，就赶快溜之乎也。
这也算是比较聪明的。日本人也有脑子反应慢或者脑袋根本没开窍的，不能做到“望风而逃”，因此，他们吃的苦头就格外多一些。两军交锋之后，他们就发觉，自己的队伍和这支打着“戚”字旗号的军队交战，自己的“技术含量”太低，只能乖乖认输。
其实，我们也奇怪，这支“戚家军”真有“技术含量”吗？
戚继光作战的主要指导思想就是“多兵种配合，军团式进攻”。
戚继光首先把自己的部队划分成以14个人为一班的若干个战术单位，每个“班”设置队长1名，伙夫1名，战士12名。在12名战士中，有4名长枪手作为攻击的主力，又有4名战士分左右列在4个长枪手前，其中右边的战士持大型的长方五角藤牌，左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另有两名持一丈多长的毛竹的战士和两名持一种叫做“镗钯”的火器，他们穿插在长枪手和藤牌手之间，用以保护4名主力。
这种被称为“鸳鸯阵”的战术单位在作战时，每个位置的士兵各有分工。持毛竹的士兵负责扫倒冲上来的敌人，而长枪手在敌人倒地后即对其展开刺杀，藤牌手则负责为长枪手遮挡敌人的箭矢和火器的袭击。至于持“镗钯”的士兵则负责对阵形侧翼的防御，必要时也可以加入战斗。
这样，戚继光的部队在作战中就和传统的强调“单兵作战”有很大的不同，通过确立上述的作战和防御体系，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中第一次写入了“集团作战”的概念。在这种体系中，士兵的作战和防御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尽管，当时中国在兵器上已经开始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戚继光设计的作战阵形中也因为条件所限制而没有配备所谓的“高科技”武器，但在实战中战术的先进弥补了这个缺陷。戚继光在剿灭入侵倭寇的战争中，始终贯彻着这个战术思想。他的部队不但从没有被倭寇击溃过，而且还保持着对倭作战没有败绩的纪录。这在当时各种条件都非常恶劣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虽然说，明朝的政治旋涡最终吞噬了戚继光这位军事奇才，但他纵横闽、浙扫荡倭寇，给整个明王朝带来的狂喜与激情却是任由时间酷削也无法损失丝毫光彩的。
前线不断送来俘获的倭寇，这让嘉靖皇帝兴趣盎然，作为一个胜利者，他当然有资格以最显示威严的方式来检阅这些手下败将，尤其是由他亲自下达对敌人最后的宣判，其中的惬意不亚于自己亲临前线冲锋陷阵后斩下对手的头颅。
是日，嘉靖皇帝登上午门城楼，当时囚犯们还在端门外，午门广场上静候着他的大臣，在司礼太监的呼喊下山呼“万岁”。然后，大臣们分立两边，前线的将领们雄赳赳地从端门外进来向他们的最高首长行大礼。
接着，刑部尚书接管下面的仪式，他先是阅读早已经草拟好的诏书，自然是些威仪的话，然后再请示皇帝是否将犯人押到广场上来。嘉靖皇帝事实上早已经迫不及待，尚书的话音一落，他就忙着挥手，于是刑部尚书清清嗓子，用非常悠长的语调指示兵士把囚犯们押进午门。
囚犯被倒剪双手五花大绑，一个个神色自然相当沮丧。但日本人不乏“浑不吝”的家伙，开始时仍然满不在乎，甚至在肃立的文官偷窥时，瞪着血红的眼睛骂一句“八格牙鲁”。那股凶蛮的劲头看上去连掺了牛筋的绳子也禁锢不住。
当刑部尚书宣读完谴责他们所犯罪行的诏书，向皇帝请示是否执行死刑的时候，据说，皇帝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声“拿去”。这就更让那些蛮横的日本浪人心存蔑视。他们中间胆子比较大的，在这个时候仍然没有在兵士的压迫下跪在地上，像只愤怒的青蛙那样，努力伸着脖子，把头昂起来，显示出自己对“武士道”至死尊重。
但是，皇帝说完“拿去”，司礼太监扬着嗓子传达时，由于生理的缘故，他们的声音尖利而诡异，这时，日本人有些觉得特别了，那些脖子挺着的汉子也被这尖厉的声音所吸引，不再挣扎。
接着，皇帝四周的侍卫高喊“拿去”！他们声音洪亮，把那似乎要沉入地狱的尖厉声音又提高到了半空。这个近乎于高八度的变化，登时激发酝酿已久的阳刚之气来。紧接着，所有的武士齐声高喊“拿去”，声音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声浪，让午门城楼都为之一震。倔强浪人的膝盖显然经受不住，一喊之下，只觉得腹股沟一松，整个身架子也告坍塌，扑通一声瘫倒在地。
我们的皇帝这时站起来，轻轻挥了挥自己的衣袖，不要紧张，嘉靖皇帝的超然洒脱足以使这个动作余味悠长。
嘉靖皇帝不是一位“好皇帝”，在他执政中期，由于迷信道教，他对政务完全是弃之不顾。更有甚者，他还在故宫里营建修道专用场所，招揽了一批据说非常有“道行”的道士。他本人整天和这些道士混在一起钻研长生不老的理论，乃至于出现了朝廷新任用的大臣们居然没见过皇帝的局面。
这就导致了严嵩专权的出现。
从一些历史文献资料来看，严嵩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善于搞政治的知识分子。
弘治十八年，作为一位满怀文学梦想的年轻人，严嵩通过科举获得了“进士”的资格，幸运的是，他很快就被选入南京翰林院（前面说过的“学术集团”）任编修。
但在这个职务上，严嵩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就因病退职回家修养了。
他这一“休”就是十年的时间。
漫长的修养岁月，对一个病人来说，排遣郁闷的最好方法恐怕就是读书了。
严嵩确实是一个喜欢文学的人，这不是笔者妄加推测，从他早期的仕履来看，中进士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被选入“翰林院“就可以证明，他是一个在文学方面比较突出的人。因此修养期间，乘机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学素养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事实是，如果不选择复出任职的话，严嵩经过这十年的学习，很可能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
《明史》上说：“（严嵩经年读书后）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可见，他在当时文化圈子里已经比较有名气了。
但严嵩本人并没有选择成为民间的文化精英。
或许是在翰林院里任过职的缘故，严嵩深深体会到了官场给他带来的精神的愉悦与刺激，这让他更加坚定了“学而优则仕”的决心。在感到自己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之后，他决定重新回到官场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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