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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元璋执政开始，“倭祸”就成了政府头疼的一个问题，令人奇怪的是，手段强悍的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却大显“仁义道德”，面对日本的袭扰，他始终没有使出强硬手段。甚至在洪武十六年，出现了倭寇勾结当朝丞相胡惟庸意图颠覆明王朝的事情来。
《明史》记载道：“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林）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之后）奏复（林）贤职，（胡惟庸）遣使召之，（借这个机会）密致书其（日本）王，借兵助己。（林）贤还（中国），其（日本）王遣僧（人）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胡）惟庸已败，计不行。”
这次未遂政变，朱元璋当时并不知情，过了几年，他才知道林贤是胡惟庸的一伙，而且还参与过这样一次几乎得手的政变，在把林贤灭族后，他本人“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
可是，把日本列为敌国后，朱元璋的表现却是出乎众人的意料。
“其时，（日本）王子滕佑寿者来入国学，帝（朱元璋）善待之。”
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著祖训，列不征之国十五，日本与焉”。
朱元璋对待自己的臣下动辄砍脑袋，甚至专门设立独立于司法机关的“锦衣卫”来审查、迫害官员。对屡屡侵扰边境，甚至参与颠覆政权的日本却宽容至此，甚至以立宪法（祖训）的方式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实在令人费解。
祖宗既然都这么说了，其后历代明朝皇帝对日本皆甚为友好，以致日本人对中国之态度日见骄横。
《明史》中说：“倭（日本人）性狡猾，时载方物（地方特产）、戎器（兵器）出没（中国）海滨，得间（机会）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机会）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
可以看出，日本人其时的政策是“一手棍棒，一手胡萝卜”，对中国大耍流氓手段。应该说，这样的局面是朱元璋一手造成的。
据《明会要》记：“宣德七年，帝念四方蕃国皆来朝，独日本久不贡，命中官柴山往琉球，令其王转谕日本……明年夏，（日本）王源义教遣使来，帝嘉奖之，又审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无过三艘。而倭人贪利，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给银价数万，犹怏怏去。”
我们来看，到这时候，明朝的皇帝要和日本国王沟通，还得经过第三方的传达。而且，进贡的来了，皇帝还得温言抚慰，国家再出大价钱收购他们多余的东西，这样人家还不满足，还要甩脸子给你看。而我们呢？已经为“外交的胜利”而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了，看来“精神胜利”的说法实在是很有传统的。
“宣德四年，（日本）入贡，至临清，（日本人）掠居民货，有指往嗟（申斥），（被）殴（打）几（乎）死。所司请执治（法办），帝恐失远人心，不许。”
看到《明会要》中的这段记载，可以想见其时日本人在中国已经是何等的猖狂，不但抢劫居民的财物，而且执法的官员都被其殴打成重伤，宣德皇帝还怕“失远人心”，这样的“仁政”恐怕日本作为“远人”非但不会为其感化，而且肯定以为你软弱可欺，进而变本加厉。
“成化四年……（日本）使臣清启复来贡，（随行者）伤人于市，有司请治其罪。（成化皇帝）诏讨其罪，（清启）奏言，‘犯法者当用本国之刑，容还国如法论治。’帝赦之。”
即使明朝有祖训不征日本，但其国人在我国的土地上犯法居然不用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难怪，“自是（日本）使者益无忌”。
接着，在弘治九年，日本使者到北京朝见皇帝后，在山东济宁持刀杀人，当地政府因为案件涉及外国人，上疏请示皇帝，结果皇帝仍然指示不予法办。
日本人到此算是明白了，他们在中国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可以，大不了被驱逐出境，由他们本国治罪。——这样看起来，倒像是日本是天朝上国，而我们不过只是一块大面积的殖民地而已。
幸好，日本国内当时正值军阀割据，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长期的军阀混战，也消耗了他们自身的力量，否则的话，当年中国就有沦陷的可能。
我们来看看历史记载，就可以知道笔者并非在此危言耸听。
《明史》中说，“（日本的大军阀秀吉统一日本后），欲侵中国，灭朝鲜而有之，乃召问故时汪直遗党，知唐人（日本人当时称中国人）畏倭如虎，（秀吉）气益骄，益大治甲兵，（修）缮舟舰，与其下谋，入中国北京者用朝鲜人为（向）导，入浙、闽沿海者用唐人为（向）导……”
我们因此知道，日本对明王朝的敌意似乎是和两国家外交相始终的，而且，随着对明王朝认识的加深，日本人的觊觎之心也越加强烈。他们对明王朝军事骚扰的规模不断扩大就很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不能说这种纯粹是海盗式的抢劫行为是经过日本政府的授意的，况且其时的日本尚没有建立统一的专制政府，所谓的“倭寇”也只是民间强悍刁民自由组织起来的。但是长期的、并且是收获颇丰而所付代价极小的抢劫无疑会助长了他们的贪婪。——事实上，历史中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都是由非政治目的转向政治目的的。
尤其可怕的是，随着明王朝走向衰退，它的军事实力也一再颓败，至少，在对倭战争中它的军队并没有显示出一个泱泱大国强大的抗骚扰能力。
嘉靖年间，日本倭寇和中国本土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勾结在一起，开始明目张胆地攻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甚至在那里建立陆上的据点。这种行为的性质显然已经不是海盗式的流窜袭扰而显露出令人担忧的政治野心。
倭寇骚扰性质的转变可以引用《万历十五年》中的记述来做注解。
“……（倭寇）大举入侵时，常常集结三十至五十船，人数多达几千，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际，可以有两万人据守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他们劫掠的物品不限于金银珠宝，根据需要和可能，他们也夺取内河船只和其他商品，有一段记载提到他们曾经大批搜集蚕茧并勒令妇女们抽丝，这种情况业已与占领军在当地组织生产没有多少差别。”
这段描述向我们表明，倭祸已经从“骚扰”变成了对中国的领土“入侵”。
在经费缺乏，指挥混乱等条件下，中国军队的斗志与士气非常低落，小打小败，大打大败。倒是民间因不堪受辱自由组织起的“义军”凭着血性打出了几分中国人的气魄，但在近乎于“持久战”的对倭作战中，这样的“偶露峥嵘”推出几个传奇英雄不难，却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
嘉靖三十四年，继承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的戚继光被调往浙江抗倭，任参将，镇守宁、绍、台三府。
戚继光在军事上是一个“会家子”，他一上任就发现明朝军队的主要问题是纪律松弛，素质不良，战斗力低下。因此，他深知，与其苦心经营这些部队，不如另起炉灶组建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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