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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朱翊钧如此作为，郑贵妃就认为，这是皇帝对自己的某种暗示，于是她开始在政治中活跃起来，不但不让已经成年的儿子按祖制到自己的封地去，还在朝廷里大力扶植自己的党羽。在她哥哥郑国泰的协助下，朝廷中渐渐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福王集团”。万历朝的政治由此开始混乱起来。
公元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5月初4正午，紫禁城东华门外的侍卫刚刚换班，新上岗的侍卫一个饭后的饱嗝还没打出来的时候，一条壮汉，忽然手执一根枣木棍吼叫着冲将过来。
东华门内就是太子的居所慈庆宫，自然是皇城禁地，平日里老百姓躲着走还来不及，这时，这壮汉却装如疯虎，抡着大棍冲将过来。侍卫们猝不及防之下，只喊了声“你干什么”，话音落处，那壮汉已经打倒两个侍卫，只见他径直冲进东华门，直向慈庆宫扑去。
慈庆宫里的侍卫听得外面的侍卫放声惨叫，情知有变，待那壮汉冲来，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冲上去一阵撕扯，总算把那壮汉制服，太子朱常洛就命令将这壮汉押送到顺天府做审理。
结果，这壮汉声称是北京城里一处大宅子的主人让他这么干的。因为事关重大，审理此案的官员们就详细询问，结果发现这壮汉所描述的大宅子非常像国舅郑国泰的家。联想起郑贵妃正在朝廷内结党夺权的事，这些官员们感到事关重大，于是就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接到官员们的汇报，认为这件事情太过明显，郑国泰绝对不会愚蠢到这个地步，指使凶犯明目张胆地去袭击太子府，于是，他拒绝听从大臣们的意见惩办郑国泰。这就引起了朝廷中的许多猜测，更有甚者，认为是万历皇帝策划的这个事件。
已经多年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对此感到非常恼火，为此他利用自己的母亲过忌辰的时候，当着群臣的面把朱常洛叫到自己的身边。据说，当时，他还把朱常洛揽到自己的怀里，以示对这个儿子的亲爱之情。
朱常洛也当众表示了自己对父亲的信任和拥戴，为了表示自己不相信这次事件是郑氏家族所为，他甚至亲自到郑贵妃的住所去表明自己的心迹。
结果这件被称为晚明三大怪案之一的“梃击案”以闯宫壮汉和几个宦官被诛而草草收场。
如果说，这个案件不是万历和郑贵妃的所为，那么，最值得怀疑的其实就是受害人朱常洛了。在多年的不得志之中，加以郑氏集团的步步紧逼，这位太子不得不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制造出这样一起离奇案件。如果能打击郑氏集团则借势将其连根铲除，如若不能，则以此向万历皇帝表示自己的不满。在这种因素的驱动下，他制造这样一个案件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万历皇帝和郑贵妃。
郑贵妃也不是傻子，她很清楚是朱常洛策划了这一出戏。虽然太子亲自到她住所去表明心迹，但在她看来，这无疑是他对自己的示威和警告，这就使得她更加仇恨这个阻碍自己登上皇太后宝座的太子。
公元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8月，万历皇帝去世，这位在天安门广场上留下轰轰烈烈的“亲民”仪式的皇帝，最终以一个碌碌无为的形象列在明王朝的家庙里，成为“神宗皇帝”。他的一生似乎都在寻找感情寄托，而忽视了对国家的经营，在他沉湎于对一个女人的承诺和负疚之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一个叫做努尔哈赤的满族小伙子，却凭借着父亲给他留下的13副铠甲，在东北广袤的平原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女真帝国。他当然也没注意到，陕西地区的农民在灾荒和赋税的双重压迫下，正在寻找爆发的时机。
也许，他所珍爱的儿子朱常洵会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但由于他的优柔寡断造就了明王朝影响最深远的权力斗争。在他死后，朱常洛即位还不到一年，就死于药物中毒，更有传言说，是郑贵妃故意进美女导淫而使朱常洛精力耗尽而亡。无论怎样，这个混乱的结果都是万历皇帝一手造成的。
朱常洛的忽然死亡，使明王朝的政局进一步混乱起来。虽然所谓清流的大臣们最终拥立起朱常洛的儿子朱由校，但这位喜欢木工活的皇帝根本无法控制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郑贵妃废黜，让她最终孤单地死在冷宫里，郑国泰也在死后遭到了开棺戮尸的命运，最后，随着朱常洵的被废黜，郑氏家族的势力终告土崩瓦解。但这只是一个好儿子给冤死的父亲争了一口气，而不是一个好皇帝把国家拉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的雄心和魄力。
公元1621年，是为天启元年，万历王朝的喧嚣至此似乎已告平静，当午门的钟鼓再次敲响，天安门广场上又是一群衣着光鲜的官员们走进深宫，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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