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而对于谦来说，他本人曾经受到过结党起家的王振的迫害，要不是自己在民间很有声望，就会被王振一党所冤杀，因此，他对结党深恶痛绝。石亨和他来这一套，他在掌握大权的情况下，当然要予以严厉制止，他认为自己这么做，可以警示朝廷中怀有私欲的大臣，因而扭转官场中的结党营私的陋习。
于谦表现出了一种追求“水至清”的执拗。他对理想化的政治模式抱有近乎狂热的激情，完全不顾及现实其实是一块种种形态纠缠在一起形成的“灰色地带”，你越强力撕扯越难以理清头绪。相反，用力过大的话，则无论黑白皆告破裂。
于谦不相信，政治是在一种妥协中寻求国家发展和安定的智力博弈。他“左倾”色彩明显的政治理念恰恰使本来不甚复杂的局势陡然间复杂起来。
《纪事》中说：“……亨从子彪贪暴，谦奏出之大同，亨益恨之。”
石亨毕竟是一个有功的人，在新朝廷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于谦即着手对他打压，就算是其真有当严办的地方，他这样的处置，也具有排挤异党的味道。所以，他这样旗帜鲜明地“反腐败”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
但处在政治幻觉中的于谦已经很难冷静地权衡局势了，他陷入了一种偏执的状态之中。
《纪事》言：“徐有贞者，常因谦求祭酒，景帝召谦，辟左右谕之曰：‘有贞虽有才，然奸邪。’谦顿首退，有贞不知亦恨谦。”
这件事看起来没什么不妥，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徐有贞提出自己想谋一个合适的职位，这是公事，于谦完全可以拿到朝廷上去说，让皇帝当着所有大臣的面表态。这样的情形下，如果皇帝不愿意表态，就会下诏让大臣们集议，这样一来，用不用徐有贞的事情就显得光明正大，所以，于谦又何必在私下会晤皇帝呢？他自己私下去请示皇帝，事情成了还好说，事情不成，徐有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于谦没说好话，
正是于谦做事方式有欠妥当，他有意无意中表现出打击异己的倾向。这让朝廷内部逐渐走向分裂。
自认为受到于谦压迫的石亨、徐有贞最终走到了一起，他们因于谦的打压而对景宗皇帝朱祈钰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们决定铤而走险，因此上演了一出天安门政变。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南宫复辟”。
公元1457年，明景宗生了重病，“储位未定，中外忧惧”。因此大臣们纷纷要求皇帝立太子。
于谦在这时显然为自己找后路，他明确主张复立朱见深。这样的话，他可以两头做好人，即，我既拥立景宗而保全了大明江山，又复立英宗的儿子，也讨好了失意的明英宗。
但他这样的圆滑手段来得太迟了。因为他先前的作为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专权的冷血宰相。所以对他的政敌来说，无论拥立谁，他还将把持大权，这样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好处。因此，以石亨、徐有贞为首的一班人马认定，要想摆脱于谦的打击，获得政治利益，唯一的办法就是拥戴明英宗“复辟”。
公元1457年12月16日，石亨、徐有贞暗中集合了近千名兵丁，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去南苑迎接朱祈镇回宫，一路突袭“奉天门”。政变由此正式上演。
当天夜里，徐有贞率众人潜至东长安门，镇守那里的官兵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解除了武装。
接着，徐有贞布置众人控制了东西长安门，片刻之后，石亨等人簇拥着朱祈镇如约来到，于是他们合兵一处，迅速攻打奉天门，因为事起仓促，广场周边侍卫都是毫无防范，宫城的外围很快就被突破。
天安门广场上的骚乱，惊动了大内的守卫，他们迅速出击，把叛军堵在广场之上。
这时，朱祈镇显得非常有勇气，挺身而出大声道：“吾太上皇也。”
太上皇也是皇帝，侍卫们当然不敢随意处置，愣神之际，石亨、徐有贞率众一拥而上，裹胁着朱祈镇冲进了大内。
到凌晨的时候，石亨、徐有贞已经把朱祈镇安置在“奉天殿”上，他们命令太监们鸣响上朝用的钟鼓，宣告政变的胜利。
第二天，复辟成功的朱祈镇下令逮捕于谦，当天就将他处死。
如果说，正统皇帝的一生是一出闹剧的话，于谦则是这出闹剧中最具悲情色彩的人物，他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位置上，但却没有成为一部“历史正剧”的导演，他仅仅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完成了这出闹剧中唯一一个悲剧角色。他是传统知识分子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破灭的标志，由此明王朝的“朋党政治”粉墨登场。
所以，从任何角度看，朱祈镇都是明朝的一个划时代的皇帝，他为其后明王朝定了调，明王朝就由这个调子一路呻吟着走向衰亡。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