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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于谦没有这么做，面对朱祈钰踢出的皮球，“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
他用“天位已定”来安慰皇帝，就是含蓄地对朱祈钰做出保证，就是说有我在您怕什么呢？
“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
朱祈钰连声说听从于谦的安排，是因为他见于谦对他下了保证，这个手握兵权的大臣是偏向于自己的。这让他做出了迎接朱祈镇回北京的决定。
但《明史纪事本末》对这件事情，似乎持有另外一种看法。
《纪事》云，“也先（瓦剌丞相）声言欲送上皇还，众遂多主和，于谦独排众议曰：‘社稷为重，君为轻。’遣人申戒各边将，毋堕贼计……”
很明显，《纪事》认为，于谦本意是不欢迎朱祈镇回来的，甚至说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话来，言下之意，就是说朱祈镇已经不重要了。
两相比较，笔者以为，《明史》有树立于谦“高、大、全”形象的嫌疑。而《纪事》对于谦的记述则较为客观，也比较符合人性。
那么，于谦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原因而发生转变的呢？
笔者以为，是因为一个叫做杨善的官员。
杨善是北京大兴人，明成祖朱棣执政时，他就在朝廷里为官，明英宗朱祈镇当政时，他的职务是大理寺卿。在正统六年的时候，被人弹劾下狱，出狱后，很长时间都得不到重用。朱祈镇亲征时，他随同出征，兵败后逃回了北京，由此看来这人还是很机灵的。
朱祈钰登基后，杨善得到了于谦的信任，瓦剌进攻北京时，他被授予提督京师守备。这是个分量很重的职位。作为一个败军之臣，依然获得重用，可见他和于谦的私交还是非常不错的，否则，于谦断不会如此信任和重用他。
《明史·杨善传》中记载，“景泰元年，廷臣朝正毕，循故事相贺于朝房，善独流涕曰：‘上皇（朱祈镇）在何处？而我曹自相贺乎？’”
当时，朱祈钰初登大位，大臣们侍奉新朝，彼此祝贺升迁去留，气氛自然相对轻松，杨善这么说，对一些大臣们来说，或许没有什么，甚至会在心里嘲笑他装腔作势。但这话听在于谦的耳朵里则另是一种滋味了。
于谦自诩自己拥立新君，是为保国家安定而为之，依照杨善的说法，他则完全是为了一己的私欲而如此作为的。因此，在他看来，杨善批评大臣们“喜新忘旧”，实际上就是指责他乘乱夺国，扶植傀儡而达到自己大权独揽的目的。
这就让于谦感到非常的尴尬，他认为自己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表态，一来澄清自己的一片丹心，二来稳定当时动荡的政局。因此他在对待朱祈镇的态度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于是，朱祈镇就得以在“北狩”一年后，回到北京。
公元1450年，外出“游猎“的明朝正统皇帝回到了北京，他从安定门进城，然后由东华门进入皇宫，明景宗朱祈钰在东华门亲自迎接这位糊涂的哥哥。
明景宗当即表示自己愿意让位给哥哥，这个哥哥出了趟远门倒学得聪明了，坚辞不受。他似乎知道，眼前偌大的一个京城，或许只有华表上的那只“望君归”是真心希望他回来的。
朱祈镇以“太上皇“的身份在南苑的宫廷园林中生活了5年。所幸的是，他的弟弟在治理国家上比他要高明一些，在他的治理下国家逐渐恢复着元气，边境上的骚扰也少了很多。如果说，这些成绩该归功到于谦的头上，也并不为过。
但于谦是个“救时”的英雄却不是位“治世”的干臣。
于谦为人过于耿直，事事要求黑白分明，因此常常表现出一种“炮筒子”的性格。
《明史纪事本末》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石亨功不如谦，而得侯爵，心愧之，乃推谦功，诏予一子千户（爵位），谦固辞，且曰：‘纵臣欲为子求官，自当乞恩于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亨闻恨甚。”
石亨请皇帝加封于谦的儿子，固然有向其示好，甚或有与他结党的意思。于谦即便本着“君子不党”的原则，也完全可以采取另一种委婉的办法来拒绝，以他的口才，还怕找不出合适的说辞吗？根本没有必要这样直接表达自己大公无私的心态。
石亨不比于谦，他为人私心很重。
人一有了私心，在考量别人的时候，就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因此，这样的人在政治上最喜欢结党以保证自身的安全。景宗当政后，石亨之所以在北京防御战中拼尽全力，不外是想在新皇帝面前表表忠心，获取新皇帝的宠信而已。而于谦作为新皇帝最宠信的大臣，使他心理上有这样一个定式，于谦的好恶就是皇帝的好恶。这样的话，于谦就必然是他刻意巴结的对象。
于谦对石亨的主动示好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对于满怀私欲的石亨来说，于谦就是自己在政治上的敌人。既然他明确地和自己划清了敌我界限，那他就一定会在皇帝面前全力攻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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