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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传旨的马顺看到这样的局面，仗着自己有太后撑腰，就大声斥责起在场的大臣们来。
我们常说，一些事情本来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全是因为“话赶话”把双方的火给逼出来了。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双方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僵，说到后来，大臣们仗着人多势众，一拥而上把马顺按倒在地，你一拳我一脚地乱打起来。
大臣们动手完全是因为日积月累的怨气为朝局的混乱所激发，打几下出出气也就完了。可是，几十个人动手往一个人身上招呼，谁也无法保证自己的拳脚落在什么地方，结果不知道是谁一拳上去，打中了马顺的要害，登时将其打死当场。
宦官金英看到这个情况，扭头就往宫里跑。
大臣们失手打死马顺，本来都很后悔，不知道该如何收场，眼看金英这一跑，料想他肯定是回去报信，宦官搬弄是非的能力大家谁都清楚，心想，你这一进去，不知道要把罪名加在谁的头上呢！人同此想，自然上去追他，结果在金水桥上把金英截住。
金英也不是个明白人，这样的情势下，嘴上依然不软，看到这样的情况众大臣心想，乘这个乱劲索性连你小子一起收拾了，这样，上面问罪下来也是死无对证，况且朝廷危难之际，也正是需要人的时候，肯定不会滥杀大臣的。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胆子登时就大了，又一顿拳脚把金英也给打死了。
朱祈钰没想到，大臣们是以这种方式来迎接他这个“摄政王”的，一时间，呆呆地站在广场之上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这时一名叫于谦的大臣粉墨登场了。
这个于谦当然就是留下了千古名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
《明史·于谦传》记载：“于谦，字廷益，钱塘人，生七岁，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举永乐十九年进士，宣德初，授御史，奏对音吐鸿畅，帝为倾听。”
记载中迷信的说法我们可以不做深究，这段记载至少表明，于谦是个很有口才的人，他的语言非常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因此得到皇帝的重视。
于谦的仕途非常平坦，从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御史做起来，几经升迁，到明宣宗的时候，他就做到了江西巡按。
《于谦传》中说，他在江西“雪冤囚数百”。可见他不但对民间的疾苦非常关心，而且性格也非常正直。他为几百人平反，就意味着要重新裁判许多地方已经审结的案子，这么多人被错判，报告上去的话，江西地方官员要承担的责任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于谦要为这数百人翻案，势必要遭受地方官员的重重阻挠。
所谓“官官相护”，地方官员敢这样枉法，必然有朝廷中的权贵为其遮蔽，他们一旦遭受攻击，这个关系网所发动出的能量是惊人的。而敢于向他们挑战，所需要的勇气和魄力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了。
也正因为于谦敢于向朝廷揭发地方法制败坏的事实，他才得到了明宣宗的重视和提拔，“帝（宣宗）知谦可大任……乃手书谦名授吏部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在这个职位上，于谦的工作同样是非常出色的，他为河南、山西的百姓做了很多实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于谦有非常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当时他已经对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情况非常重视，在任期内，他大力改善两地的生态环境，这在《于谦传》中有明确的记载。
“……河南近河（黄河）处，时有冲决，谦厚筑堤障，计里置亭，亭有长，责以督率修缮，并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
这些记载也表明，于谦是个意识非常超前的人，因此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就能够挺身而出安定混乱的局面，所谓“救时宰相”确实不是滥美。
再回到当时“天安门事件”中去。朱祈钰眼看群情汹汹，乱了方寸，不知道如何处置甚至准备就此离去的时候，已经是兵部左侍郎的于谦，从混乱的人群中挺身出来，他来到朱祈钰的身边，拽住他的衣服说：“殿下止，振罪首，不籍无以泄众愤，且群臣心为社稷耳，无他。”
于谦这话等于给朱祈钰吃了颗“定心丸”，他因此知道，大臣们这样发作，虽然有威胁他的意思，但他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只要他就抄灭王家的事明确表态，不但混乱的局面得以解决，而且还能够使群臣归心。
最终，朱祈钰通过于谦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明确表示要追究王振的责任，王振人虽死了，但罪不可赦，立刻对其家进行抄没和灭族。而对于大臣打死马顺等人，朱祈钰更明确表态，马顺有包庇王振的嫌疑，本该处死，因此，大臣们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样一来，局面登时稳定了下来，大臣们都恢复了往日的谦和与恭顺，按照正规的礼法把朱祈钰迎进了故宫。
朱祈钰顺利当上了他的“摄政王”，而于谦不但因此取得了他的信任，也获得了大臣们的拥戴。所以他很快就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在当时军事吃紧的情况之下，这个职位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了。
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没有于谦，明朝就有重新被蒙古人颠覆的危险。
《明史·于谦传》记载：“成王（朱祈钰）监国，命群臣议战守，侍讲徐程言星象有变，当南迁，于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确实，在当时人心惶惶的情况下，朝廷作出迁都避祸的举动，民心军心必然一溃而不可收拾，于谦用宋朝南迁的历史教训，说明迁都的危害，应该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瓦剌虽然俘获了明英宗，但明朝的国土并没有沦丧于瓦剌，仍然有效地控制着北方诸省。倘若南迁，瓦剌顺势攻击，则北方肯定沦陷。这样的话，明王朝只能死守南方，而占有北方领土的瓦剌是如虎添翼，这样两方对峙起来，瓦剌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当时明王朝只能死保北京，这样，瓦剌也不敢妄动。
但是，明王朝面临的困难的确不小。
《明史·于谦传》中记载：“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
更严重的是，他们的皇帝还在人家手里，瓦剌人手里握着这样的人质，“土木堡之变”后，时时派人来索取赎金，一把赎金拿到手就没了下文，事实上，他们是通过这样的戏弄来查看明王朝的虚实，如果说，明王朝因为皇帝被俘而惊慌失措的话，他们随时会大举进攻，明朝投鼠忌器之下，几乎毫无胜算。
这些情况，于谦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一面尽快地召集各地军队增援京师，一面极力拥戴朱祈钰登基。
在前任皇帝还在世，而且已经有了法定的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于谦拥立朱祈钰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的。
虽然说，新皇帝一登基，瓦剌人手里的朱祈镇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如果瓦剌人因此而杀掉他的话，明朝的人心反而会因此安定下来，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但，如果瓦剌人选择释放朱祈镇，那么，明朝就出现两个皇帝的局面，在这样地话，在朱祈钰的眼里他是朝廷股肱，而在朱祈镇的眼里，他于谦则是居心叵测的“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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