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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证明，朱瞻基的亲征绝不是一次轻举妄动，他似乎把朱高煦外强中干的性格吃透了。在部队开进到天津杨村的时候，他问身边的侍驾大臣：“试度高煦计安出？”大臣说：“乐安城小，彼必先取济南为巢窟。”还有的大臣说：“必引兵南去。”朱赡基在马上悠然说：“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闻大军至，亦不瑕攻，护军家在乐安，弃此走南京。高煦外多凶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辗转不断，今敢反者，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又谓朕不能亲征，即遣将来，得以甘言厚利诱饵幸成事，今闻朕行，已胆落，敢出战乎？至即擒矣！”
朱瞻基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事情的发展也果然和他预料的一样，朱高煦谋反后，本来计划先攻济南。但是，济南的守军有所察觉，深壁坚垒之下，朱高煦的计划没有得逞，转而他的谋士们怂恿他南下。但是他手下的兵丁都是北方人，不肯南下。结果，朱高煦只好死守乐安。可以说，兵事一动，他就已经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
朱瞻基既然吃准了朱高煦的性格，在心理上就完全占据了上风。为了继续给内心怯懦的朱高煦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他又亲笔给朱高煦写了一封信。
朱瞻基在信中说：“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即得王奏，知王志在祸生灵，危宗社，朕兴师问罪，不得已也。太宗皇帝（朱棣）之子，仁宗皇帝（朱高炽）之弟，朕嗣位以来，事以叔父，礼不少亏，何为而反耶？……今六师压境，王能悔过，即擒献倡谋者朕与王消除前过，恩礼如初……王若执迷，或出兵拒敌，或婴城自守，图侥幸于万一，（我）当率大军乘之，一战成擒矣……”
这封信到了朱高煦的手里，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威慑，另一方面，他也从朱瞻基的信中看到，这位侄子似乎会给他留一条生路的，因此他就产生了投降的想法。
《明史纪事本末》中说，到朱瞻基的军队包围了乐安城后，向城里发炮，“声震如雷，城中人股悚”。这样的情况别说是攻击了，就是防守也是个问题。
在占优势的情况之下，朱瞻基表现得还是非常的冷静，在将士们看到自己方面优势明显，强烈要求进攻的情况下，他坚决不允许，只是令人用弓箭把劝降书射到城里，“于是城中人多欲执献高煦”。
朱高煦面对四面楚歌的窘境，只好悄悄派人向朱瞻基通气，说自己愿意投降，请朱瞻基的军队不要进攻。
公元1426年9月，谋反不到一个月的朱高煦出城向侄子投降，朱瞻基不费一枪一弹，甚至说仅凭一封书信就取得了这次权力交锋的胜利，这多少显得有些滑稽。
而作为这场近乎于闹剧的权力斗争的始作俑者，朱高煦却不肯及时收场，仍然继续着自己的滑稽表演。
朱高煦甫一投降，大臣们就极力主张处死他，朱瞻基坚决不同意，在处死了大批参与此次谋反的官兵后，他把朱高煦全家都带回了北京，在故宫中另筑别馆，将其囚禁起来。
一天，朱瞻基公务之余去看朱高煦，叔侄之间有怎样的谈话，史籍中未见记载，但朱高煦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在朱瞻基离开的时候，忽然伸腿绊了一下他，结果堂堂的皇帝来了一个“狗吃屎”。
朱瞻基当初宽恕这个性情古怪的叔叔即便是出于假仁假义，也总算是没找他算后账。如今朱高煦这一个出于促狭心理的绊子，就把他以前所压抑的怒气全部激发了出来。
朱瞻基并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就拿朱高煦的叛乱来说，他虽然没有杀朱高煦，但是亲征胜利后，他对朱高煦一党的处罚之严厉，比起祖父朱棣来丝毫不差，“同谋伏诛者六百四十余人……坐死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实口外者七百二十七人”。可见，这位外表文雅的皇帝，在权力交锋时也是杀罚果断的。
朱高煦这次惹恼了朱瞻基，他就再不会留什么情面，当时就命令武士把朱高煦拿下，然后找来一个达300斤的大铜缸把朱高煦扣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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