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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在地势上处于所谓的“上风区”，如果这个地区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军事行动一旦展开，即对中原形成席卷之势。正是有鉴于此，他在东北苦心运作，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他的未雨绸缪，东北女真的势力才发展缓慢。从这个意义上说，明王朝在朱棣后的220年间江山稳固的基础就是由他一手缔造出来的。
作为皇帝，朱棣当然不能够做到对所有做过的错事都坦诚地道歉，但他在位期间，对文化的建设是值得我们称道的。他授意编纂的《永乐大典》在今天虽然只有残本传世，但其间仍不难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是在朱棣非常重视的情况下，经过当时知识分子的努力而完成的，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出这位“武功皇帝”的某种情感上的愧疚。
永乐时期也确实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开疆拓土”的时代。当然，我们可以拿出元王朝的例子来反驳这个观点，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不注意到，朱棣在血缘上更接近我们，而且他的开拓精神不仅是满足了自己的“好大喜功”。由他一手开拓经营中国南海诸岛，也让我们深切感到，面对蔚蓝色的大海，我们的祖先也一样满怀着热情的憧憬。
朱棣积极推动过明王朝的海事发展，公元1406年起，他就遣宦官郑和率舟出使西洋诸国，迁都北京之后，仍然对此非常热衷。
很多人认为，他积极策划远航的主要原因是寻找“靖难之乱”中下落不明的建文皇帝。但就其派遣的船队所装载的各种中国特产的情况来看，朱棣似乎并不是派船队专程给建文皇帝提供数量庞大的“复辟”物资的。
因此，我们宁愿相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规模庞大的对外友好访问活动。当然其间不乏“耀兵异域”的原因，但事实证明，明王朝通过郑和的远航促进了自己与东南亚、印度洋、非洲东海岸等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关系。
发表在2005年7月11日《人民日报》第十版上的一篇署名刘汉俊的名为《郑和下西洋——一个民族的征帆》的文章中说，“……沿着郑和开辟的友谊之路，诸国君主、使臣纷至沓来，献贡礼拜，形成‘万邦来朝’的盛景。朱棣在位22年，亚非国家使节来华318次，平均每年15次。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四个国家先后有七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访华期间病逝，留下遗嘱要托葬中国，明朝都按照君王的待遇一一厚葬……”
“献贡礼拜”这样的说辞似乎有些一厢情愿。但世界很多国家在郑和下西洋之后，确实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官方的访问日渐增多，中国由此走上了国际舞台。应该说，这是我国历史中比起唐朝的繁盛也毫不逊色的时期。
尤其是明朝迁都北京之后，随着政治局面的稳定，社会发展也走上了轨道，国力提升得非常快。加上郑和远航的影响，中国俨然成为东半球最受瞩目的大国。
至于朱棣的“武功”，则更见辉煌。
公元1407年，朱棣遣“征夷将军”朱能,副将军沐晟、张辅率师攻安南(今越南北部),于次年平安南，改称交阯，使之成为中国国土的一部分。
公元1409年，朱棣又命柳升、李彬、陈瑄等率水军分道沿海捕杀倭寇。为适应抗倭作战需要,命福建都司及江、浙等府卫制造战船,游弋海上。
七年，交阯又反，命英国公张辅等再征交阯。
八年，朱棣亲率50万大军征漠北，击败鞑靼部首领本雅失里，又败其太师阿鲁台。
十二年，再率50万大军征漠北，击败瓦剌部首领马哈木。
十三年,诏各地将领率所部主力赴京受阅,始行“京操制”。
十四年，命蔡福为总兵，率兵万人赴山东沿海捕倭。
十七年，因为倭患不绝，进一步加强海防，遣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涡之战中全歼倭寇千余人，致倭寇十余年不敢犯。
十八年，遣军镇压山东唐赛儿起义。
十九年，由南京迁都北京，大量使用军队营建和运输，将京营48卫扩至72卫，加强了京师防卫力量。
二十年，第三次亲征漠北，因鞑靼部阿鲁台避战，转攻兀良哈部，获胜还。
二十一年，再次亲征漠北，因阿鲁台远走，寻战不成撤军。
到公元1424年,即永乐二十二年，朱棣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亲征，和上次一样，这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行动仍然是无功而返。
是年8月12日，朱棣于北征归途中病死在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时年56岁。
朱棣最后没有活着回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北京城，但作为一个皇帝，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的王朝没有他，恐怕难以有这样一段光辉灿烂、跌宕起伏的历史。
有人说，明朝的“明”字就是取诸日月同辉的意思，也寓意着日升月落，王气生生不息。我们当然希望国家能够如同日月般千古恒常运行，但是历史的波澜此起彼伏，总教人有“浪花淘尽英雄”的感慨。幸好，那些留存至今的古代建筑中依然散落着时间无法带走的历史片段，任由后人去采撷、遐想，回味着祖先的荣誉与耻辱，辉煌与悲怆。
所谓天下大明，应该不仅只是对一个“武功”皇帝的梦寻，它只是由此展露出历史一角，引导我们去发现更多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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