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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陈先生，您采访巴老已经40多年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到过生日的时候必然感情这两个字会跳出来，据您的了解、观察和梳理，巴老是不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陈：我觉得巴老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不光对家人，对自己家庭里面的人，或者是对朋友，对文学界年轻的作家，他是一种有老作家对年轻作家的这种爱护，但是里面更带着一种感情，爱护他们，一种很亲近感，甚至于虽然不是很熟悉的，他也会把他们当做自己人一样。他过去年轻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这个人是靠朋友的友情活着的，他说我这个人如果没有朋友的温暖，他说我现在可能还在黑暗里面走路。
关于朋友，他讲了很多，因为这跟他的信仰也有关系，因为他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反对权威的东西，他们很多都是通过通信，联络一个朋友，然后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不分彼此，今天我有钱，我们在一起吃饭，你要有什么事，我拿来的稿费你拿去，他年轻的时候稿费很多，但是他不积钱，钱都四面八方，谁有需要，他就都拿走了，是这样的。另外，无政府主义，有的时候本身像巴老早年还有独身主义的倾向，他也不谈恋爱，特别是他成名以后，很多女孩子给他写信，写信里面也有示爱的，很多，肖三也是他的读者。但是他不要说连恋爱都没有谈过，他第一个恋爱的对象就是肖三，后来成为他的太太，他后来结婚的时候40岁了，他可以四海为家，跟朋友在一起到处旅行，看朋友，住在朋友家里，讲友情，讲亲情，甚至于一般的都是一种，就是吴青刚才讲的“爱”字，这个“爱”字，从他小时候，他自己回忆，从他母亲那里，包括他家里对家里的佣人，完全看作是自己人一样。
所以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讲感情的人，所以人家也很容易跟他成为朋友，像肖乾都把他看作兄长，曹禺。
主持人：马先生，据您的了解，因为您总要回去看，巴老的金钱观是什么样的，后来我看新闻，好象经常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比如拿出稿费去捐一些什么？
马：对，巴金对金钱看的是很轻的，但他也是把它放到该用的地方去。比如说在解放前夕，他手里只有57块银元，那时国民党宣称要在上海守半年，那个时候生活很紧张的，那个时候肖三，我叫李伯母，说很紧张，这点钱维持是做不到的，但是巴老要买书，肖三就说你现在还买书怎么行，他说我的钱从书里来，还要到书里去，读者养活了我，大家都不买书，那这些作家怎么活，他是这样说。
另外他跟儒龙说过，他说钱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没有必要留给子女。他说如果是好孩子，你消磨他的志气，是坏孩子，你助长了他作恶。所以他在家里是一分钱不留所有的钱都用到该用的地方去，李小玲和李小堂也非常理解他爸爸，所以他们没有在这方面有任何要求，这一点是巴金一家人非常突出的一点。
主持人：我这儿正好想问一下吴青老师，据我所知，您替母亲没少干这事，就是冰心先生的稿酬，经常您会去给她按照冰心老的意愿，比如捐给谁或者怎么将去做。他们这一点又变成是一样的了。
吴：对，他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淡薄名利，觉得钱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他们共同比较看重的就是人品。所以从巴金舅舅最后一篇文章《忆震铎》，郑振铎伯伯，关于人品和文品的问题，这点他们俩是一致的，首先是一个人的人格。人家问我说巴金舅舅很倔强，我觉得他很倔，他不会去人云亦云，去拍马屁，尤其是从他的《随想录》里看到的，我就觉得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良知，我想他们是最好的楷模，真是这样的。像我妈妈对钱也是这样，来什么东西，人家刚送她一个东西，那时候作家协会的司机来了，他正好有孩子，这个给你孩子，在我们家都待不久，所有的礼物就往外送。所以他们更重要的是看重的东西，是大的。
主持人：后来他们钱的方向，比如说要捐很多钱的方向，恰恰代表他们心里关心的东西，比如说从母亲的角度还是从舅舅的角度，是否也在观察这一点，他们的方向，有一些钱是向什么地方捐赠？
吴：我知道我的母亲就是妇女、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因为义务教育不解决，怎么能够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呢，很多孩子没有。再有就是妇女，尤其是边区的妇女。巴金舅舅的话，可能马绍民知道。
主持人：陈老师跟马先生，你们感觉巴老比如说他把钱拿出来的方向，也帮助我们了解巴老在关心什么。
马：他在很多方面都做了这些工作，一个是对朋友的扶持，比如说那时有一个叫陆伯儒，还有华玲，生活非常潦倒，有时叫我替他们送钱，维持他们的生活。再就是像希望工程，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很差，所以我跟李小玲曾经统计了一下，大概他先后捐给希望工程的费用在50万左右，这代表他一种心愿。所以他在当人大代表期间……
主持人：而且我话得说回来，50万恐怕对于巴老来说不是小数目，他是一个不领工资的。
马：除了文学馆捐了以外，零零星星捐给希望工程，还有从福冈拿回来的奖金什么的，他一分钱没用，他说留这些钱觉得没有好处的。
陈：他的钱好象在文革以前，个人朋友之间很多，而且我是从他的日记里面看出来的，有一些他不认识的人写信给他，其中有的根本没见过面，长期的资助他的生活，像生活费一样的，一两个月给人家寄。这是一个。后来文革以后，他首先把一笔钱捐给文学馆，刚才你讲了，因为他是不领工资的，他捐的第一笔钱15万，15万捐的时候是81年他第一次提出来要建文学馆，然后我可以捐钱、捐物、捐书，第一笔钱就是15万，现在我们都觉得15万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什么？当时还提出来万元户，一万块钱就是一个大富翁了，15万是他过去的稿费，他捐出来了。而且以后所有新得的稿费，他说用不到寄到我这儿，直接寄过文学馆。
主持人：给个地址就行了，都不当二传手了。
陈：有的寄到他那里，他也随手就寄给文学馆，而且他明确稿费统统寄给文学馆，后来希望工程，这时又开始捐。后来水灾什么的，各种各样的都捐，这是后来的。最早这一大笔钱都给了文学馆了。
马：除了这个钱，他捐的书非常多，他说他的钱要到书里，这些钱原来他是想纪念他哥哥李瑶玲，办一个李瑶玲图书馆，把这个图书馆面向大众，但是后来因为解放了，国家图书馆发展了，他又把这些书捐到图书馆去了，书有十多万册。
陈：刚才吴青讲了他晚年的心愿，一个文革博物馆，一个文学馆，他要办实事，也是跟他早年这一拨，希望给国家做事情的人，给这个社会做事情的人，或者办教育，或者办出版社，办出版社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校也是，要办成什么利大书苑，广东有一个乡村示范学校，都是贫困子弟的孩子上学，在学校自己管理自己，当时也可以说是他们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一个小社会里面，自己搞小社会实践，所以他很主张办实事。到了文革以后，他很烦文艺界，他跟朋友说心里很烦，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踢这个，一会儿反那个，他说办文学馆，不管收也好，放也好，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什么时候对文学事业有那个，所以他一心一意要办文革博物馆、文学馆，还有捐图书。其实捐图书，这里还有一个事，他是82年开始捐书。
他82年摔跤了，刚才讲生日的时候我想起来了，那年82年他是78岁，他捐书，书要整理出来，因为家里那么多书，要整理，外文书还要自己整理，因为有英文、俄文、法文、意大利文，很多文字都有，德文的、日文的，他的外文书在我们中国，私人外文藏书大概最多的，甚至于他的无政府主义书是收集得比较齐备，据说是在远东，不光是中国，在远东这个地方大概他是最多的，里面有许多善本，有许多一套一套的书。这些书我形容像大砖头一样的，搬不动，78岁那年他在书房里，他就是为了要捐书，整理图书的时候摔跤了，摔成骨折，从这儿以后他开始病了。
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他生活方式的一个转折，从这儿以后他就不断的病，78岁以前他的写作、生活，自己的行动都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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