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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美丽的一天庆贺巴金先生百岁华诞(1)

    编者按：适逢巴金先生百岁华诞之盛事，我们邀请与巴金老人有过较多来往的四位作家、评论家撰文，以此表达深深的敬意。

    顶级寿桃赠巴金

    2003年11月25日是中国文坛美丽的一天，老天爷顺从人愿，把人间一个顶级的寿桃

    赠送给了我们的巴金。

    此刻，巴老在上海武康路的寓所一准溢满了鲜花的芬芳与色彩。华东医院那间静静的休养室想必被精心装点得生意盈盈吧。巴老脸上也一定会浮出笑意。这来自生命深处的笑意，陡然驱走了深藏在他满脸皱纹中岁月重重的阴影……想到这里，我一下子感受到一个世纪辽阔而多事的空间。一个人的生命竟有这样浩瀚的包容，而这个生命的本身又是这样的清晰、透彻而完美。

    在历史的大地千千万万杂沓的足迹里，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辨认出他一个个精神的足印。他最初那些振聋发聩的反封建的文学；他后来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经典所做的那么重要的翻译与出版工作；当然，他也有过彷徨与踌躇，但在《随想录》里全都自我校正了。这种个人的“忏悔”不是带来一个时代的心灵反省吗？跟着，他要用博物馆的方式终结“文革”，就像把魔鬼装进瓶子，塞上塞子；把严冬关在昨日，锁紧了锁———这都是在呼唤春天和安宁永驻人间。

    作家总是在全身心地着意于世界时，无意中创造了自己。于是，巴金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人格和水晶般透明的心灵；他从不囿于一己的悲欢，而把大地的苦乐看得至高无上；他对善恶之间的界限毫不含糊；勇敢地面对生活，也勇敢地面对自己。他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才完成了这样一个品格。这才是巴金真正的财富，也是文学的财富。他叫我们懂得真正的文学财富，不只是一两本好书，更不是几本畅销书，而是在波涛汹涌的文字中那个透彻的人格与心灵。正如他所说的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把心交给读者”。但我们谁能像他这样彻底的真实与高贵？

    由于老寿星的健在，许多在别处已经成为历史的，在他这里依然是脉搏跳动着的生命的一部分。过往的风景没有褪色，往日的精神鲜活如初。精神是不会过时的，也是不灭的。而百岁的巴金把五四时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与人格传统一直活生生地带到今天！

    我们希望这个传统传衍不断。我们祝他长寿更长寿，一是为了他本人的幸福，一是因为他是这种传统与精神的象征。

    走过一个世纪

    还是在中国历史新时期的开端，我与巴老有过几次心灵交融，虽然那都是偶然的瞬间，但给我留下的深邃而难忘的记忆，并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时至今日仍然鲜活如初。1983年初，巴老让我的儿子从众由上海给我带来了他的赠书《真话集》。当时，巴老因折断腿骨，在华东医院卧床。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从众，去上海为老人完成了面部肖像的雕塑，因而有缘在华东医院与半卧于病榻的巴老，相处了宝贵的几天。头部雕像完成得十分顺利，上海油雕室的同行，将其泥模翻制成了铜雕(即今天中国现代文学馆巴老展厅内那尊黑色的头像铜雕)；巴老出于对隔代人的关爱，在我儿子告别上海前，特意把他刚刚出版的一至四卷《随想录》题赠给了从众———老人叮咛他，其中第三卷是题赠送我的———那就是我一直置身案头并熟读的《真话集》。其用意我全然明白：让我在作品和行为中，都要以说真话为标尺。

    其实，早在1982年的秋天，我已然聆听过巴老讲真话的教诲了。当时，他从在法国举办的国际笔会归来，于北京短暂停留。我到他和女儿小林下榻的燕京饭店去看望他。记得，巴老因长途飞行，那天的精神显得十分疲惫，但他还是靠在沙发上表达了如下的心语：“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读过你们这一代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为之感慨。你平反回来以后迈出的步子不错，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说了些什么，因年代久远已然无从记忆，但巴老这几句十分平常而又深邃的话，我是时刻反复咀嚼的。因而直到今天，那平缓而又安详的音容，仍鲜亮地印在我的心扉之中。说起来也是一个机缘，那时正值我描写劳改生活的悲情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遭受到封杀。那天，我将这部中篇小说的遭遇，讲给巴老和小林听了，并将文稿交给了巴老和小林。事后小林告诉我，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连夜审读了我的小说，并对小林说下如是的话：“小说展示了历史的严酷，在严格的主题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回去我们发表它。”因而，这部遭到封杀的中篇小说，不久就在《收获》上面世了———事实证明了巴老预言的准确，在1984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奖中，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数，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当时巴老已年过七旬，不顾疲劳地读上几万字的长卷，并不顾可能惹来的麻烦，将描写知识分子沉沦与苦难生活的作品披露于世，这本身就是对文学表现生活真实的张扬。其实，巴老从1978年写《真话集》开始，不仅写下讲真话的承诺，并以身力行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

    1984年底，中国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新一届作协领导班子与文坛元老在北京新侨饭店欢聚。在这次聚会的间隙，我向巴老表示了一个后来人的诚挚敬意。巴老坦诚地对我说：“这要感谢‘文革’，如果没有‘文革’的十年浩劫，我也许不会急于动手写《真话集》；对待文稿，怕也难于走出过去的思维定式。”

    说实在话，当我与巴老心灵对话时，心中常常不是喜悦，而是难以言喻的感伤，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心绪，是源于巴老一生的创作年表。这位穿越了现、当代历史经纬的文学泰斗，解放前尚年轻时就写出《家》、《春》、《秋》、《灭亡》、《寒夜》等长卷的大作家，曾以他那枝多情的笔，影响了当时的多少青年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老以他的锐利笔锋，挑开了旧中国的封建家族的大幕，呼唤着新时代的一轮骄阳。可是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革”结束，在这长达二十多年的光景中，除了50年代初期，巴老随军入朝后留下了小说《团圆》外(后被改成电影《英雄儿女》)，一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老人留下了漫长时间内的文学空白。这种文学上的空白，里边藏满了难以言喻的沧桑，如果以巴老年轻时的文学成果，来对比巴老的后二十年，不禁让人产生田园荒芜的感慨———但，这不是巴老个人的悲哀，这种空白几乎覆盖了中国文坛的一代元老(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生安然自处与世无争的巴老，也不能逃脱时代赐予他的文学伤痛。因为那年代的时间总合，约占巴老生命年轻的四分之一，加起来有几千个日日夜夜之多。因而，当老人到了生命晚年，面对夕阳静思其苦乐人生时，情不自禁地呼吁文人的真话，而不是违背心意的连篇假话。

    当笔者写此祝贺巴老百岁生日文章之际，小林正好打来电话。我询问巴老的身体状况，并请小林转致对巴老的祝福。一个人活在人世间，在历史新时期之初，巴老从道义上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力挽狂澜，抒写出历史新时期的人文华章；到了黄昏晚年，又以铁肩担道义的无畏精神，居安思危写出一篇篇醒世箴言，其心何若美哉！其志又何其壮哉！其文字的经纬之中，蕴藏着的是一颗民族的忠魂。

    巴金赠友人书

    巴金晚年，对新老朋友表达友谊的重要方式之一，是签名赠送自己的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