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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我那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还是像年轻时候那样地强烈，今天仍然是如此。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都有从这颗心滴出来的血。现在我可以说，这颗心就是打开我的全部作品的钥匙。
——《关于〈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军国主义者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我们神圣的国土，到处烧杀抢劫。爱国军民奋起抵抗，而蒋介石却实行不抵抗政策，坐视国土沦丧。
9月29日深夜，巴金写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结尾说：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我们的眼泪已经流得太多了!
给武士们当枪靶子的生活也过得很够了!
我们的血管里还流着人的血，
我们的胸膛里还跳着人的心：
我们要站起来，像一个人。
我们要坚决表示：不是任人宰杀的羊群，
我们要靠自己来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
哭泣是很可羞耻的事情。
1932年初，上海又发生了“一·二八”事件，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天通庵车站，出动飞机大炮向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闸北地区一片大火，大量居民死伤和流离失所。
事件发生的当天，巴金不在上海。几天之前，朋友陈范予邀他到南京去了。这一回是去同一些朋友聚会。在南京，他见到了留学法国时的卫惠林和吴克刚，还有结识不久的散文作家缪崇群，这时他在做南京《文艺月刊》的编辑。新老朋友欢聚几天，畅叙友情，十分高兴。1月28日他登上了返回上海的火车。正在这个晚上，发生了日军进攻闸北的事变。已经到达丹阳的火车不再往前开，又折回南京来了。巴金在上海的住处正在闸北战区，一些朋友都为他担心，怕他葬身火窟。却不知道这一夜他是在火车上安全度过的，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惊恐。南京的朋友庆幸他的脱险，留他在这里多住些时日。其实这时南京也人心浮动，骚乱不安。国民政府说要迁都。人们害怕日本飞机来轰炸，纷纷迁居，店铺也不开门，常常停电。巴金放心不下上海的家，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毁于战火。这时往上海的火车已经停开。几经周折，到了2月3日，他才登上了英商太古公司的“武昌”号轮船，2月5日回到了上海。
巴金1928年12月从法国回来，就一直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14号。在这里他完成了《家》、《雾》、《新生》等等作品，这里还存放着他十多年来辛苦搜集的藏书。回到上海之后，他急于回去看看。可是，这时宝山路成了一片火海焦土，战争还在进行。向北望去，只见大片的浓烟。已经是有家归不得了。他先到法租界嵩山路一个朋友开设的私人医院住了一夜。第二天，从日本回国的朋友黄子方和伍禅邀他到步高里临时租的一间“客堂间”同住。
3月2日，孤军奋战的第十九路军被迫脱离战场，整个闸北都被日军占据。巴金看见大半个天空都是火光。他同朋友们谈论这场战争，谈到深夜。强烈的愤怒和仇恨使他不想睡觉。他把动身去南京前几天开了个头的小说《海的梦》原稿找出来，决心接着写下去。他要把它写成一部抗日的小说。只是这时还不便公开地攻击日军，他就用“高国军队”来代替。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他看到的是瓦砾堆，烧焦的断木，死人的头颅骨，还看见侵略者耀武扬威。有一回，他走过岗哨跟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兵忽然狠狠地打一位中年老百姓一个耳光。挨打的人不动声色，目睹的巴金也不动声色。他知道，这时他只要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性命。这样“忍耐下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巴金把他的感情，他的愤怒都放进这部小说中。
《海的梦》不大像小说，也不大像童话。他写在岛国中有四种人：酋长、贵族、奴隶和入侵的“外国人”。酋长和贵族屈从于侵略者，而且勾结起来压迫、剥削奴隶。作品写了奴隶遭到杀害的情景和愤怒的反抗，歌颂了英勇牺牲的精神。作品用童话般的手法影射日本的侵略罪行，谴责了国民党的投降派，歌颂了奋勇抗敌的人民。
起初，巴金每晚只写几页，而小说的人物和故事自己在发展，他也把感情越来越多地放了进去。白天写，晚上写，越写越快，不到一个月就写完了。发表在新创刊的《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一至第三期。后来加了一篇序，同年8月在新中国书店出版单行本。这篇序言说：
我隐约地听见海的怒吼，我仿佛又进到海的梦中。但这不是梦，这海也不是梦里的海。这是血的海，泪的海。血是中国人民的血，泪是中国人民的泪。我把我自己的血泪也滴在这海里了。
血泪的海是不会平静的罢。那么这海的怒吼也是不会停止的。将来有一天它会怒吼得那么厉害，甚至会把那些侵略者和剥削者的欢笑淹没。
巴金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了这一篇愤怒的声讨，觉得还不足以抒发自己的愤懑。再一次显示他对侵略者的仇恨和蔑视的，是重写中篇小说《新生》。这部小说本来早在1931年8月就写好了，9月间他托朋友索非送到小说月报社去，编者郑振铎决定从1932年1月号起在《小说月报》连载。巴金已经看到了这一期杂志的“目录预告”，听朋友说杂志已印好在装订中。却没有想到“一·二八”事变的炮火把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厂房毁得一干二净，它所属的小说月报社和印刷厂全给毁了。纸灰飞满闸北的天空。《新生》这部作品，从原稿、校样直到刚印成的杂志，全部化成灰烬。
巴金看见，这时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仍然勇敢地站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他不会为自己这本小说感到痛惜，他说，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我要把《新生》重写出来。1932年7月的盛夏，他的房间闷热如同蒸笼，从白天到深夜他一动不动地伏案写作，有时饭也忘了吃。就这样，他只花了两个多星期的功夫，第二次写完了《新生》这部十万字的小说。他是一口气写完它的。第一稿的内容和文字还很清楚地印在他的脑子里，必须趁还没有忘记的时候写出来。他写得快，因为这是已经装在脑子里面的东西，不必停笔苦思。《新生》重写成功，他建起了一座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毁灭的、将要永久存在下去的“纪念碑”。
“一·二八”事件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制造了一连串侵略中国的事件。1933年3月，日军大举进犯长城各口，经过冷口、滦东地区直逼平津。5月31日，逼迫中方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划出绥远东部、察哈尔北部、河北东部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划出滦东为非武装区域。1935年日本又借口东北义勇军一部进入了滦东非武装区域，指为破坏《塘沽协定》，于是调遣东北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7月5日，侵华日军头目梅津美治郎同何应钦签订了《何梅协定》，议定将中国的党政机关和军队撤出河北省。1937年7月7日，日军又在河北宛平县卢沟桥寻衅，中国方面却不再作为一个地方事件来处理了，由此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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