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六章　做读者和作者的朋友(4)

    世上也常常有意料不到的事，十几年间巴金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内部起了冲突。1949年6月，巴金去北平出席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动身前几天，吴朗西夫妇约了几个朋友来找巴金吵，要他交出文生社。到1950年3月，吴朗西就组织了一个社务委员会，自任主委。巴金在致文生社的一位老同事的信中，谈到他这时的处境：我看稿校稿，而出版与收稿则由他决定。譬如我决定收的稿子，他不要也只好退给作者。现在排好打好纸型的稿子也有几部，他不肯印，我也无发言权。这些事情都是从前没有过的。现在我不愿意再跟他吵架，一切都让他……但是我把‘文生’交出以后，我也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认识我自己的能力，我不能搞什么事业，连做编辑也不适当。我应当好好地做点翻译工作，写点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无法工作。1950年8月，巴金辞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的职务。这以后他做了平明出版社总编辑，只做了一年多，因为对私营出版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平明出版社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他又解职了。

    1954年1月2日巴金在给妻子的信中谈起这些往事，说了几句“私房话”：

    这许多年为“文生”、“平明”我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反惹得生许多闲气。有人以为我不过编辑瘾，不抓个书店就活不了。只有你知道我不过是想认真做点工作，为读者多印几本可读的书，为一些见面或未见面的朋友帮一点忙，解决一些问题，使他们生活得好一点。但若说我应该为这些丢开创作，我还有点不甘心。

    巴金做编辑，私心不过是想给读者和作者一些帮助，做读者和作者的朋友。

    1952年上海的几家小出版社合并组成上海文艺出版社，其中包括同巴金颇有关系的“文生”和“平明”。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社庆，巴金应约写了一篇祝贺的文章，其中谈到他对出版家同作家关系的看法：

    我经常意识到我和作家们走向同一个目标。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不是自我吹嘘，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他说他从未因自己在这方面花费不少时间而后悔。他在这条战线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为自己的崇高理想找到了归宿。在这里默默耕耘之后，他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他感到幸福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