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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说，尽管他最初的三本书是商务出的，然而他是在1934年冬遇到巴金并进入团结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周围的青年作家队伍之后，才真正大踏步走上文学道路的。抗战时期流离动荡，坚持写作很不容易。1938年3月，萧乾在昆明接到巴金的信，催促他完成长篇小说《梦之谷》，并通知此书已列入“文学丛刊”和“现代长篇小说丛书”的计划，“不可半途而废”。在巴金的督促鼓舞下，两个月之后这部长篇小说交卷了。萧乾说：“‘文生社’不仅仅是个把书稿变成铅字的出版社，它更是我们那一代人在精神上的凝聚点。”是的。巴金常常对文学青年说，“写吧，把你自己心灵中美的东西贡献出来”；“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他曾经称赞茅盾“是文艺园中一位辛勤的老园丁，几十年如一日浇花拔草，小心照料每一朵将开或初放的花朵”。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
作为编辑，他心里时时装着读者。他在《刊行“文化生活丛刊”的缘起》中这样写道：
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至于我们的薄弱的能力能否完成这一宏大的志愿，那就完全靠着读者大众的支持了。
这不是空话。那时巴金正是生命中火花四射的时候，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编丛书，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成了他力量的源泉。他把心交给读者，读者也把心交给他。他们把不肯对父母和兄弟姐妹讲的话，把心底的秘密，都告诉他，有了困难求助于他。他成了读者最信任的朋友。
有过这样一个故事：1937年前后，巴金收到一封读者从杭州寄来的求援长信。写信人是个安徽姑娘，同后母处不好，外出找工作，又失恋了，准备去杭州自杀，被一位远亲劝阻后带发出家修行，庙里的和尚又对她起了歹心……她希望巴金能帮她逃离虎口。巴金和朋友再三商量，最后还是和靳以、鲁彦到杭州去了。巴金假说是这女孩的舅父，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房饭钱，又为她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一直把她送到亲舅父的家中。
在具体编辑业务上巴金是多面手。文化生活出版社规模不大，人手也少，从组稿、审稿、校对到插图、装帧，事无巨细，都要他亲自去做。种种甘苦，自不待言。他在给沈从文的一封信中说到，看的校样“大半是疙里疙瘩的译文，要改不知从什么地方下手改；不改，又觉得连自己也看不懂，更不好意思拿去折磨读者”。
还有一次，预备出一本熟朋友的译稿，以为一定很好。因为他以前的著译都很不错。想把它早些出版，没有看就拿去付排，等校样送来一看，简直不知所云，从头到尾完全照原文按字排列，就像在查字典一样……面对如此情况，他的工作量之大可以想像了。他这种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随处可见。有一次，他发现已下厂的高尔基的《草原故事》译稿有错字，便直接到印书的华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请他当场改好。偏偏那个年轻工人急着下班赴女友的约会，显得很不耐烦。巴金软缠硬磨，讲了不少好话，终于达到了目的。他曾给《人民日报》一位编辑写信请他代为改正即将发表的1942年4月16日给沈从文信的第三页第三行的一个错字。原文是：“写小说不是一个再平常没有的事么?”他请其将“一个”改为“一件”。
作为编辑，即使已是著名作家了的编辑，他也十分尊重作者，修改别人的文章不论大删小改，总征得作者同意。他常常对自己说，要小心啊，你改别人的文章，即使改对了九十八处，你改错了两处，你就是犯了错误。最好是笔下留情，可以不改就不改或少改。万一要改，那么一切改动都要同作者商量。他曾欣慰地讲起，由于工作的时候，一直记住作家和读者两种人，“尽管我所服务的那个出版社并不能提供优厚的条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来他们的手稿，新出现的青年作家也让我编选他们的作品，我从未感到缺稿的恐慌”。
在现代中国文坛，巴金这样的作家编辑，并非惟一的，也不是空前的。而且他也是继承了现代文坛上作家兼做编辑出版的传统。他常常说起他曾受益于几位前辈和朋友。鲁迅是第一个使他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更是他当一位好编辑的支持者，“只要能培一朵小花，就不妨做会朽的腐草”。他谨记着先生的教导。文学研究会元老叶圣陶先后是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的编辑，编过《文学旬刊》、《一般》、《新少年》、《文学》等刊物，尤其重视发现文学新人。丁玲、沈雁冰的处女作，都是经他的手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巴金的也是。1927年当他将在法国用五本练习簿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寄给上海开明书店的朋友时，他对出版并没有信心。原打算自费出书，印几百册留作纪念。没想到这位朋友将原稿交给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叶竟立即决定发表这位“不为人认识的作家”的初作，把他送上了文坛。巴金在《随想录（五）·我的责任编辑》一文中深情地回忆了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以及同他们半个世纪谊兼师友的感情。他说在写作和做人上，叶圣陶都是他一生的责任编辑。茅盾这位优秀编辑也给了巴金深刻的影响。他们共事是在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合办《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的时候。大家公推茅盾主编刊物。不久茅盾要离开上海，便由巴金接替他的工作。这时巴金才发现，茅盾看过并采用了的每一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巴金感叹道：“我过去也出过刊物，编过丛书，从未这样仔细批稿，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钦佩，我才懂得做编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沈从文是巴金的畏友。他们1932年在上海相识，一见如故，从此结成了终生的文字之交。作为编辑的沈从文也给了巴金深刻的印象。沈从文编辑《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要做三方面的工作：写稿、组稿、看稿，够忙碌了。可是从来没有听见他叫过苦。巴金为这副刊写过一篇散文：《将军集·序一》(《给E·G》)。刊出之后，拿回原稿一看，真有点不好意思。原稿是用钢笔写的，字有点潦草，墨水浅淡，只能勉强看清。而沈从文却用毛笔填写得清清楚楚。巴金知道，他从来就是这样工作的。他曾经为许多年轻人看稿、改稿，并且设法介绍发表。巴金看见过一本诗集，那是一位当时还不很知名的青年诗人的第一本诗集，是沈从文为他作序并且出钱刊印的。
巴金都把他们看作自己的榜样。
从1936年到1949年的十四年间，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主持编辑工作。经他的手编发的那些创作和翻译摆在那里，可以看出他的成绩，也可以想见他那繁重的工作量。可是这些工作全部是尽义务，分文不取。他写了好几十本书，自己就靠这些书的版税过活。当文化生活出版社在经济上一时周转不灵，他还到别的出版社预支版税来解救其燃眉之急。后来，他回顾这一段经历说：
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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