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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1934年11月22日，巴金乘“浅间号”轮船离开上海去日本。他不想在那边让人知道自己是作家，就使用了“黎德瑞”这个化名，职业则说是书店职员。经朋友介绍，他住进横滨商业学校副教授武田博家里。武田先生曾到北平进修中文，回国后从事中文教学。现在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可以随时请教，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巴金受到他一家人的热忱欢迎。
横滨是一个大港，每天船舶往来不绝。武田的家在本牧町的山坡上，远离热闹的街市和码头。这是一栋精致实用的普通住房，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庭院。主人让出了楼上的书房给客人下榻。这个房间两面开着窗户，正面的窗户可以远眺大海。日本多地震，即使城市也多是低矮的平房，放眼望去，没有房顶挡住视线。轮船开出去，就好像经过他的窗下；帆船则像一张张的白纸从他的眼前飘过。海水的颜色常常变幻，大部分时间却是浅蓝的。侧面的窗下是下山的石级路。行人很少，环境异常幽静。现在他远离了朋友，独自一人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来日本之前，他决定不写或少写文章。但现实中的材料又使他忍不住地拿起了笔。先是使用的教武田中国话的课本使他不能容忍。编这支那语课本的是日本支那语的权威。但课本的内容十分陈腐。《会话篇》还是前清的语言词汇，什么点翰林、放知府之类。《时文篇》则是“满洲国”的政府法令、宣言、声明、溥仪的即位诏书等。书中还把日本侵华借口的所谓“共存共荣”加以宣扬。他忍无可忍，便写了一篇《支那语》，揭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伎俩和祸心。
在横滨，生活圈子很小，朝夕相处的就是武田一家。于是这位房东就成了他观察的对象。这时正是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时期，“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之后，又进逼华北，一步步把中国推向战争的边缘。正直善良的日本知识分子无力改变这局面，只有逃避。武田连报纸也不看了：“有什么好看呢?还是不知道时事好！知道了有什么意思呢。报上总是报道战争，屠杀，灾祸，痛苦……总是那么一些事情，还是不看比看好，免得心头不安，心中烦恼。”在矛盾与痛苦无法解脱时，他皈依了佛教，每天诵读《法华经》。武田不仅信神也信鬼：“没有鬼还成什么世界?要是没有鬼，我们从什么地方去找寻公道?世间一切因果报应，一切苦乐善恶，都能在鬼的世界找到根源，找到结果的！否则谁给我们主持正义?谁能制恶扬善?”对武田的了解，产生了《神》与《鬼》两篇小说，它们录下了战争发动国部分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无助。
在横滨住了五个多月。他虽然理解武田的精神痛楚，但无法忍受他每天念经的声音以及与鬼神共处的迷信氛围。他只好改变长住此地的计划，迁往东京，住进神田区中华留日青年会宿舍。在这里他得到了一个单间住房，在楼下食堂吃饭，每天三餐饭后都外出散步，顺便到附近的书店去逛逛，便中购得不少西文旧书。这时他认真学习日本语，用本岛木健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做教材。他万万没想到东京竟也提供了他实地考察监狱的机会。那是1935年4月，溥仪访日前的某天深夜两点，他刚刚睡熟，五个便衣刑警粗暴地闯了进来，搜查他的房间，翻阅并没收了他的信件，又强行将他带去警署。虽然没有获得任何“罪证”，还是将他关进了监狱。监房狭小而拥挤，臭气熏天。在这里，犯人不被当做人看，不仅被无理搜身，而且没有姓名，只有代号，巴金的代号是76。在这里吃的是不能饱腹的粗劣的囚饭，听到的是警察的厉声呵斥……第二天的黄昏他被无罪开释，结束了这场噩梦。然而气恼愤懑却在胸中鼓荡，他把这漫长一天的经历写成了短篇小说《人》，表达了他的控诉与抗议。
在东京的那些夜晚，是他静心读书写作的好时光。这时他读了二三十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述。他不改初衷，仍想译出十部自己崇敬的革命家的自传。已经和正在译的有克鲁泡特金和柯克曼，还想译的是沙文考夫(路卜洵)、爱玛·高德曼、妃格念尔等八个人的自传或狱中记。也在这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吸引了他，尤其是那首《门槛》，他被俄罗斯女杰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这些还不是他来日本的主要收获，主要的收获是什么呢?
在横滨与东京离群索居的日子里，他有了多年不曾有的思索时间。每天白天，尤其是黄昏的时候，夕阳的余晖从书桌上隐去了，他静静地坐在躺椅上，也不去开灯，只做一件事情：思索。这几乎成了他的日课，他要查勘自己的伤痕，探索自己的内心。
为什么来日本?理由好像很多：学日文、开阔眼界、买外文书、受来过日本的朋友的蛊惑……但是他知道，真正的驱动力还是那多年困扰他的不曾解决的矛盾。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按说，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不应该有痛苦的。然而，巴金却永远摆脱不掉痛苦：感情与理智，思想与行为总是在冲突之中。
记忆给了他养料，也成了他生命力的源泉。在日本他写了两篇回忆散文：《信仰与活动》、《小小的经验》，它们把他带回如火如荼的五四时代，从《告少年》和《夜未央》里他找到了终身事业，这事业又是与他在仆人轿夫身上发现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吻合的。现在那个孩子的幻梦虽然消失了，但他的理想愿望并没有改变。他愿意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他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从成都到上海到巴黎，他有了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散布在各个地方，他们连起来看不见落日。他还想起了多次的南国之行，在福建、在广东，不少年龄和他相仿的朋友在做着实际的工作；开展工运、发动农民、普及教育……巴金在他们中间生活过，那些龙眼花开和果实挂满枝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最幸福快乐的。朋友们劝他留下来，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一起做一些事情，他还是毅然地走了……在对往事的回眸中，他有一种想流泪似的感动。他们这群年轻人就像怀了移山之志的愚公一样，曾经把为人类找幸福的船这个重担子不量力地放在肩上，那么投入，那么尽心尽意地忙碌过。但是面对浓重的黑暗，他感到所有的努力都跟着时间逝去了。国内到处仍是不平与黑暗。在种种阻碍社会进步的倾向、风气和势力面前，他实在无法闭上眼睛。来日本之前，他还在《文学》三卷五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沉落》。被好朋友沈从文误会他心胸狭窄，攻击个人，曾写信批评他。巴金没有接受这批评，因为小说抨击的是周作人一类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他们宣扬“勿抗恶”，即使日本拿走东三省，也可以不管不顾，还劝人“好好地利用时间做点自己的事情”。这风气、这倾向正是把我们民族推到深渊里去的势力之一。然而他能做的也就是写写“小说一类的东西”，这是多么微弱的呼声啊!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和难以接受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失败了。”(《月夜》)这里可以理解为他对曾参与过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失望了。他矛盾、痛苦、挣扎。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道，我就是生命。”
“我要给你们以晨星!”
他多么希望能对人说一句这样的话，但是又深知他不能够。而且话是没有力量的，离开了行动，话就成为骗人的东西了。
以前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他坚信自己实现人类大同的理想信仰没有错，也没有变。时代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了，在中国已另有一股解放力量崛起，从井冈山到瑞金，现在又正在旷古未有的长征之中，这强大的铁流在大地奔腾，带给了人们新的希望和力量。这是巴金看到了的。在横滨，就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月夜》中，他乐观开朗地写道：
虽然因此想到了以前的一切和现在横在那里的废墟，我也有一点伤感，反而我又一次在这里听见旧社会的垂死的呻吟了。同时在朦胧的夜雾中，我看见了新的巨灵像背负地球的阿特拉斯那样在空中立着。这新的巨灵快要来了罢。他会来完成我们所不能完成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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