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五章　永远的老师(2)

    几个月之后，巴金又向鲁迅索稿，希望在“文学丛刊”第四集里有一本他的散文集。鲁迅又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了。这本散文集他起名做《夜记》。他将《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等几篇文章放在一起，开始写和编《夜记》。只是这时大部分时间在病中，他已经没有力气完成这个计划了。后来收在“文学丛刊”第四集里的《夜记》，是他去世之后由许广平接着编成的一个集子。这是鲁迅留给巴金最后的纪念。

    巴金还从鲁迅身上学习了生活态度和工作精神。编辑的工作是为作者和读者服务的，要虚心、认真、负责。不要自以为是，任意删改别人的文章。

    一件小事，让巴金历久难忘。1935年周文的小说《山坡上》在《文学》杂志5卷6期上发表了。编辑做了较多的删改，作者提出抗议，由此曾引起一场争论。《山坡上》是一个短篇小说。写一场战斗过后的山坡上，夜幕降临后，在一片尸体中有人慢慢苏醒过来。麻脸的李占魁听到了呻吟，这人正是把他打得昏死过去的敌人三角脸的王大胜。于是两人挣扎起来再次扭打。在扭打中王大胜被刺刀刺破了肚子，肠子往外流，再次昏死过去，几条狗跑来要吃他的肚肠，李占魁下意识要保护他，两次用石头把狗打开。王大胜感动了，感到他也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喊他“弟兄”，让他拿枪打死自己，好少遭点罪。终于两双手抓在一起，泪水流在一起。

    编辑删去的是后半部苏醒后的一大段。作者认为如没有这过程，就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也失去了作品的主题。而且捂着打出来的肠子作战并非不可能，不应当删改。作者情急之中请鲁迅主持公道。没想到鲁迅会那么认真，还拿“肠子爆了出来是否还可以打仗”的问题问过军医。后来他劝作者将来编印单行本时照原稿改回来就是了。巴金亲自听见鲁迅说：“盘肠大战古已有之，并非新从外国输入，可见过去的编辑比今天的编辑开通。对这一类的编辑，应当要求他们‘笔下留情’。”这事使巴金更懂得个人的知识有限，而生活与文学的天地广大无穷。解放后他曾以《笔下留情》为题撰文劝今天的某些编辑记住鲁迅先生的这段话。

    做过相当长时期编辑的鲁迅，许多方面成了巴金的表率。以后，巴金不仅不随意删改别人的文章，而且尽量虚心地发现别人的优点。他看自己文章的校样和别人文章的校样，都在清样上负责地签字，从不认为校对的工作是低贱的工作，相反，他认为肯负责任的编辑是应当看校样的。

    在政治方面，巴金也是信仰鲁迅，尊重鲁迅，愿意追随鲁迅的。1936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一些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另组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以为这个口号有缺点，另提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且不加入文艺家协会。巴金和黎烈文赞同鲁迅的态度。他们以为，自己虽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有表明支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于是他俩分别起草了一份宣言，巴金把自己起草的那份交给黎烈文，由他带着这两份草稿去征求病中的鲁迅的意见，就在鲁迅家中合并成一份，鲁迅在定稿的抄件上签了名。他们又将这宣言抄写了几份，以《作家》、《译文》等杂志社的名义分头征集签名，后来在这上面签名的有茅盾、巴金、曹禺、靳以、曹靖华、黎烈文、鲁彦、萧军、萧红、唐、萧乾、胡风、欧阳山、张天翼等七十七人(据1936年7月1日《现实文学》第一期名单)。宣言中保留了巴金草稿中的一些原话：“一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面前……”

    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人对鲁迅的这种态度不满。为此，徐懋庸写了一封信给鲁迅，批评他，同时也攻击了巴金、胡风、黄源等人。说巴金是“安那其”，“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还指摘鲁迅“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表明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同时也反击了徐对巴金、胡风、黄源等人的攻击。

    巴金对这事原来一无所知。8月6日《作家》月刊的主编孟十还收到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及所附徐给鲁迅的信，预备发在1卷5期上。他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巴金，巴金连忙赶到科学印刷所，看了正在排版中的徐信和鲁迅答徐文章的原稿。当时鲁迅正在病中，他的这篇《答徐》长文，是先由冯雪峰拟稿，鲁迅再据以修改增删而成的。巴金看到：关于对他的评价那段，正是鲁迅亲自添写上去的：“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合的战斗的宣言。……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

    读到这里，巴金的眼睛潮润了，一股暖流周布全身。这个星期日的下午，他的心情太不平静了。他想不出何时何地触犯了徐懋庸，以致遭到他的攻击。他也没有想到交往并不十分密切的鲁迅，会为了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公正的态度、深切的理解令巴金肃然起敬。后来巴金曾把鲁迅比为大树，给无数青年挡住了风沙。此刻，他的感觉就正是如此吧。

    巴金对鲁迅的敬重也远非自今日始。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捕，6月盛传她在南京遇害，鲁迅曾写了一首《悼丁君》的诗，深沉地纪念这位优秀的青年作家的“罹难”。半年后《文学季刊》第一期上曾登了季羡林的一篇书评《夜会》，对丁玲有所批评。巴金从茅盾处得知鲁迅对在这种时候发这篇文章不大满意，便在这一期季刊再版时将它抽去了。由此还引发过季刊内部的一些矛盾，巴金也在所不顾。

    在鲁迅逝世的第二天，上海《大公报》短评栏发了一篇题为《悼鲁迅先生》的三百字的文章。文章名为“哀悼”，实为攻击，说鲁迅先生的笔调“尖酸刻薄”，“给了青年不少的不良影响”；又说鲁迅先生的晚年“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巴金在鲁迅逝世后，被一种严肃的悲痛击倒，不想开口，只愿静静地低头沉思。但是那位短评记者的文章引起他极大的愤慨，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就提笔写了一篇《片断的感想》予以驳斥。他认为鲁迅具有强烈的正义感，永远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心，像他那样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中国作家找不出第二个来。伟大的爱和由此生出来的伟大的恨使得鲁迅永远年轻，他的全部文章所表现的就是这一点。而且就是这一点，才把成千上万的人吸引到他的身边来。他是以人民大众的敌人为自己的敌人的，笔调绝不是“尖酸刻薄”的，那些犀利的论战文章决不是在“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最难能可贵的是他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杂文，说“他的小说固然可以列入不朽的名作之林，但他的杂感也是光芒万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