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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鲁迅对于我一直是灵感的源泉。
——《鲁迅——纪念鲁迅诞生七十五周年》
1936年10月18日，巴金高兴地告诉他的好友曹禺：鲁迅愿意在自己的寓所里会见他。这时鲁迅病得很重，情况也不稳定，时好时坏。但是，当巴金转达了曹禺这一愿望的时候，他还是同意会见这位有才华的青年剧作家。这以前，鲁迅曾将自己的书稿交巴金出版，曾经帮巴金约过友人的书稿，支持巴金的工作。至于见面，通常只是在宴会上，巴金还从来没有去过鲁迅的家。现在，这两位青年作家为有机会去鲁迅家中拜访兴奋不已。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日早晨8点，当巴金同他的两位好友曹禺和靳以来到上海四川北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寓所的时候，主人却没有能够按照原来的约定等候他们，他已经在两个多小时以前与世长辞了。此刻，他已穿好衣服，盖着被子，安详地躺在床上。
天好像塌下来了。先生，难道和您就这样见面，就这样道别吗?我们来晚了。我们早就想来拜访，只是怕妨碍您的工作和休息，怕影响到您的安全，便压抑着这强烈的愿望……泪水无声地淌下来。许广平站在床头，几个人静默地肃立在旁边。只有一个年轻人在悲痛地哭嚷：“我的先生……”不，不要这样送先生远行，让他好好安息，让劳累了一生的先生安静地长眠。
鲁迅逝世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和全世界。左翼作家、进步人士和热血青年都为失去了敬爱的导师和朋友深感悲痛。正在苦斗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也发来唁电。巴金参加了治丧办事处的工作，一连三四天，他守候在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鲁迅先生的灵前。他看着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络绎不绝地走来，向鲁迅致以深深的敬礼。他们之中，有穿粗布短衫的劳动者，有抱着课本的男女学生，有绿衣的邮差，有穿和服的太太，还有教员、店员……他们的职业、信仰、国籍不同，但都被一颗伟大的心灵吸引来了。巴金看见一个杂志社的工友来了，恭恭敬敬三鞠躬之后悄悄走开；一位身着西服的盲人在别人引领下也来行了三鞠躬礼；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走出了灵堂又奔了回来，说这是最后的一次了，让我再看一眼吧。巴金立在旁边，他的眼睛把这一切全看进去了。
灵堂的四周摆满了鲜花扎成的花圈和花篮，晚香玉馥郁的香气一阵阵沁入他的心脾。他多么希望老人仅仅是进入一次深沉的睡眠，多么希望他能一翻身坐起来。然而身边花圈上的白绸带上分明写着“鲁迅先生精神不死”，那么，十几年来一直景仰敬爱的导师确实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了。巴金透过玻璃棺盖望着这位清癯、慈祥地沉睡的老人，想起了许多往事。
鲁迅是影响他最深的中国作家。早在成都他就从《新青年》上读过《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1925年8月，他第一次来到北京，想报考北京大学，住在北河沿的同兴公寓。考试之前发现得了肺病。他连考场也没有进。眼看没有了升学的希望，在这些寂寞苦闷的日子里，始终陪伴他的就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他反复地熟读它。以后他又得到了鲁迅的另一本小说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带着它们走过好些地方。多年之后他还能背出《伤逝》中的好些段落。在困苦绝望中，是鲁迅的作品抚慰了他受创的心，给了他力量和勇气，而且教给了他驾驭文字的方法。他从鲁迅开始认识了艺术的力量。
巴金忘不了鲁迅对他工作的扶持。1934年8月5日鲁迅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生活书店招饮于觉林，与保宗同去，同席八人。”这几句话巴金读来格外亲切。因为这里记下了他第一次同鲁迅的相见。他记得很清楚，那天他先到，忽然门帘一动，鲁迅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就和从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只是更和善。在那天的印象中，鲁迅很健谈，句子短，又风趣。巴金没有想到，这位久闻大名的“有笔如刀”的大作家竟是这么亲切、和蔼、平易近人的瘦小的老人。他感到自己的心和他的贴得很近。
1934年10月，巴金决定去日本。6日，友人黎烈文、傅东华在南京饭店设宴为他饯行，鲁迅也应邀赴宴。席间他热心地向巴金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讲了几个中国留学生由于语言不通闹出的笑话。他鼓励巴金到日本后仍要多写文章。
1935年秋天巴金从日本回来，做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这时他同鲁迅更接近了。鲁迅多次支持他的工作。巴金要编“文学丛刊”，鲁迅就代他约来了萧军的稿子。鲁迅致萧军的约稿信说：“有一个书店，名文化生活社，是几个写文章的人经营的，他们要出创作集一串，计十二本。愿意其中有你的一本，约五万字，可否编好给他们出版，自然是已经发表过的短篇。倘可，希于十五日以前，先将书名定好，通知我。他们可以去登广告。这十二本书中，闻系何谷天、沈从文、巴金等之作，编辑大约就是巴金……我以为这出版社并不坏。”三个月之后，萧军的短篇小说集《羊》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鲁迅所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复制的大型画册《死魂灵百图》，也都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现在保存下来惟一的一封鲁迅致巴金的信，就是退还《死魂灵百图》校样时写的。信中说：
校样已看讫，今寄上；其中改动之处还不少，改正后请再给我看一看。里封面恐怕要排过。中间一幅小图，要制锌版；三个大字要刻起来；范围要扩大，和里面的图画的大小相称。如果里封面和序文，都是另印，不制橡皮版的，那么，我想最好是等图印好了再弄里封面，因为这时候才知道里面的图到底有多少大。
一百多字的短简，谈的全是编校技术，然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责任心、工作效率、审美和编辑业务的水平。对于正在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巴金，这是最切实最具体的指导。
鲁迅的译著共有四本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果戈里的名著《死魂灵》第一部译本收在“译文丛书”里。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译本收在“文化生活丛书”。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收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可以说，如果不是巴金的约稿，也许就没有这本书。那是1935年9月15日，“译文丛书”编委会在南京饭店请客，巴金和鲁迅又见面了。正计划编“文学丛刊”第一集的巴金说：“周先生，编一个集子给我吧。”鲁迅想了想就点头答应了。过两天请一位熟人通知巴金这集子的内容和名字。巴金知道鲁迅先生很忙，他有写清末以来中国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的计划；他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他预备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只发表了《不周山》(即后来改名的《补天》)、《奔月》和《铸剑》，《出关》刚刚写成，还有四个短篇没有动笔。因为鲁迅的身体又不好，巴金预计他短期内怕编不成，所以从不曾想过要催促他。
但是不久后报纸上刊出了“文学丛刊”的出版预告，除内容介绍外，还说了“全书在春节前出齐”。鲁迅看到这广告后着急起来，他不愿个人影响书店的出版计划，就赶紧写起来。11月间他在一封信中说，《故事新编》还只是一些草稿，正在整理；在12月26日的日记上写着“晚编《故事新编》并作序讫”。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鲁迅赶写出了《理水》、《采薇》、《非攻》和《起死》。《出关》1936年1月曾在《海燕》月刊发表了一回。另四篇都来不及先在刊物上发表，直接编到书中了。巴金知道这情况后，深感歉疚。后来他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里忆起这事说，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他也不曾注意到。没想到鲁迅这么认真，这么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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