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四章　爱情的三部曲(1)

    这一群青年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一些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这个理想，他们就牺牲了他们个人的一切。他们也许幼稚，也许常常犯错误，他们的努力也许不会有一点效果。然而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洁白的心却使得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流下感激的眼泪。

    ——《爱情的三部曲·总序》

    1929年之后，当巴金自以为了解了安那其的原理，并且能深入浅出地解释它们时，他又陷入了新的苦闷。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凡是一个主义者，思想、言论、行动三者必须一致。对于主义，只是想想、谈谈而不见诸行动，或者行动和思想、言论相反，决不能认作一个主义者。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行动上却干别的事，写小说去了。于是他不断地“忏悔”：“我第一次提起笔写文章，那就是我的不幸的开端，从那时起我开始走入迷途了。以后一误再误，愈陷愈深，终至于不可收拾。于是呻吟，自白，自剖都由我的笔端泄了出来。发泄以后须继之以沉默，这其间我很想挽回以前的错误。”

    其实，当初他献身写作的时候，也是充满信仰和希望的。他在写作中走的路和他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他说因为不能在别人的痛苦，在人间种种惨剧面前闭目为盲、塞耳为聋、吞炭为哑，他的那颗心常常痛得忍受不了。于是热情就在体内燃烧，他就非拿起笔来写点东西不可。大多数人的受苦像一根鞭子在后面鞭打他，多年来他被它赶着走了许多路程。他的小说就是在这旅程中沿途丢下的东西。

    他用殉道者的苦行精神写作。才二十多岁的年纪，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以纸笔为伴侣，日也写，夜也写，没有休息与活动。在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他睁着疲倦的眼睛用最大的努力在纸上书写，而周围早已是一个睡眠的世界。那时，他多么羡慕那些毫无心事进入梦乡的人啊。他就是用这样的勤奋，在1931年后约一年半的时间，写了八十多万字十本长短篇小说。他说了他想说的话，尽了他在暗夜里呼号的职责。他从中得到过满足和快乐。

    然而他是矛盾的，思想和行动，理想和现实互相冲突。他常常问自己：这牺牲值不值得？不管你写了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字，谁要来读你的文章?你将时间消耗在稿纸上，是不是在浪费生命?

    他想把年轻的生命拿来做孤注一掷，他要舍弃写作，去做一件痛快的事情，甚至毁掉整个生活也在所不惜。他曾做过西班牙的梦，曾向往巴塞罗那革命骚动中的人们，渴望参加那里的实际斗争。

    有人惋惜他文章发表得太多太滥。有些小说虽然充满热情，艺术上并不成熟。怀疑他是为稿费而写作。他一面因被人误解而很觉委屈，一面也暗暗高兴，灭亡于艺术，也许就会新生于别的方面，就可以下决心抛弃艺术而没有牵挂。

    他曾用沉默来处罚自己。1934年他有半年不提笔。此前他也到一些昔日的同志、朋友那里去旅行、考察，寻找过对自己合适的岗位，这些年成了他一生旅行最多的时期。他说自己“像一个心灵的穷人四处飘荡”。

    他先后去过江苏南京、浙江的台州和长兴煤矿，去过山东青岛，曾三次南下福建，一次还顺便去了广东、香港，他也曾三次北上平津。其中以1930年至1933年到福建泉州的三次访问留下的印象最深。

    第一次去泉州是1930年的8、9月间，在法国留学时的老朋友吴克刚任黎明中学校长，约他去过暑假。第二次去是1932年4、5月，在泉州养蜂的朋友袁志伊到上海买蜂箱，顺便邀他同去福建，这次在黎明高中住了一个月光景。1933年5月中下旬，他又应广东西江乡村师范教员陈洪有之邀，第三次南下。在泉州住一周后去了厦门、香港，还去了广东新会江门的西江乡村师范参观，历时两个多月。

    福建的泉州和广东新会等地，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一度成为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活动中心。这里是一片肥沃的红土地。路旁、田畔、山冈，到处长着茂盛的榕树、相思树和龙眼树。到处是灿烂的阳光。巴金访问过这里的市镇乡村，接触过学生、农民。有的朋友不辞辛劳深入基层，发动农民反对土豪劣绅。而他们更成功的是在教育事业上。

    1929年秋，这些年轻人得到海外侨胞的捐赠，创办了两所中学。平民中学设在文庙(孔庙)的旧址；设在武庙(关帝庙)的是黎明高级中学。巴金的新老朋友吴克刚、卫惠林、陈范予、叶非英、范天均、袁志伊、郭安仁、陆蠡、林憾庐、王鲁彦、柳絮等都先后在这里工作过。尽管外面是一个金钱万能的社会，这里关起校门就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他们教育学生热爱集体，关心他人，师生平等，亲如兄弟。没有校工，一切劳动都由师生轮流来做。他们创造了一个环境干净、空气清新的理想社会。巴金十分留恋这里，他说自己在这里找到了一面生活的镜子，找到了一种回“家”的感觉。人和人全以赤诚的心相见，复杂的关系变成简单。每个人都不会为个人的事情烦心。他们的口号是“坦白”，目标是“群”，是“事业”。巴金说，在这里充满着殉道者的典型，他们用工作征服疾病，用信仰克服困难。他崇敬他们。和他们在一起，他忘掉了寂寞，忘掉了一切阴影。他两次、三次踏上南国的红土地的时候，仿佛是一个游子又回到了慈母的怀中。

    他本来应该留在他们中间，做一个建设理想社会的小小基石。朋友们也劝他放弃文人的生活。但是他好像有着两个“自己”，另一个“自己”鼓舞他在文学上消磨生命，把他从这里拉开了。就在他一再宣布要搁笔的南行途中，竟然又找到素材，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

    那是1932年的春天，第二次去晋江时，听晋江书店的姓沈的朋友讲了一个生病的少女的故事。少女因父亲逼她同她所不爱的人结婚，还不许她继续念书，就疯了。她是巴金的读者，在朋友的陪同下，巴金去见了她。呆了半小时，讲了不到十句话，就看到她十几次凄苦的哭一样的笑。不久后她去世了。在此之前，在黎明高中，他还知道另一个类似的悲剧：黎明高中的一位华侨女教师爱上了英语教师郭，但她家里另外为她选了一个省内知名的富绅为婿，她不从。她对郭表示愿随他流浪至天涯海角。郭不及她勇敢，也不愿她跟自己吃苦，拒绝了她。巴金以这两个故事为素材，回到上海，一口气写成了这部中篇小说。他向不自由的婚姻、传统的观念、家庭的专制，一句话，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控诉。他替疯姑娘们讲了话，他才感到轻松。他被那许多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充满献身精神的朋友深深感动，于是写了小说《爱情的三部曲》。

    《爱情的三部曲》是《雾》、《雨》、《电》三个中篇小说的总称。书名原为繁体字，每个字上面带了“雨”字头，象征作品的气候氛围和人物的性格特征。第三部原名《雪》，后改为《电》。这之前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雷》，地点与《电》同，人物也有交叉，可看作《雨》和《电》之间的插曲和过渡。

    他在1931年夏天开始写《雾》，到1933年12月写完《电》，完成了全书。这是一部带给作者很大欣慰，也带给他巨大麻烦的书。1935年10月他写了近三万字的总序。说明了为什么要写这三本书，怎样写成它们以及为什么在全部作品中特别喜欢它们。他说：“在我的二十多本文学作品里面却也有我个人喜欢的东西，例如《爱情的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电》，“这部小说是我的全部作品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本，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我也最喜欢它”。

    《雾》的写作很偶然，那时他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住处较宽敞，一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曾借住在此，他向巴金讲起对一个江苏小姐的爱情，他一直想念她，对朋友们讲了又讲，总没有一个结果。巴金爱这个朋友，却不能宽恕他的性格。于是想写一部小说，如实写出他的面目，让他照照镜子。这小说就是《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