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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自由书店出版了好几种译著。上述《断头台上》是他编译的，1929年1月出版。
翻译的有：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即《面包与自由》，这是一本被人广泛阅读的名著。巴金说它是科学的头脑与革命者的热情之结合的产物，它是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之综合的表现，其实也可以说是他全部知识的一个明确的提纲。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全书十六章，因为篇幅过长，中译本分上下两编出书。凡宰特的自传《卖鱼者的生涯》，巴金称凡宰特是自己的先生，他是一面流着眼泪一面译成此书的。他说，这小小的自叙传乃是血和泪的结晶。这是天地间之至文，非具有伟大的心灵的人写不出来的。
著作有《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1930年出版。巴金觉得，在中国简直找不到一本极其浅明而有系统地解释安那其主义之理论与实际的书，于是立意自己来写这样的一本。他参考了柯克曼新出版的《安那其主义的ABC》，它的长处是反映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经验，而缺点，据他看是太理想主义了。他的这部著作主要是介绍克鲁泡特金所阐明的安那其主义的原理。本书序言中他说:“这本书里面缺少煽动的热情，只有理论的解释，这不是一本宣传的书，这是一本解释的书，它的目的只是在用极其浅明易解的话语给人们说明安那其主义是什么，安那其主义又不是什么。”
但是他接触的多是外国的无政府主义。他坦白地承认，在他的作品里总有一点外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写作时常违反这个“无政府主义”。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所以他更喜欢说“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事实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固定的严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在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他们所标榜的最终目的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至于怎样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任何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没有具体的办法，甚至就根本没有去研究这种办法。在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日益壮大之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失去他们活动的立足之地了。所以当巴金一次又一次表示想舍弃写作，做一些“更痛快”的事时，却始终未能如愿。他在1933年4月写给他三哥的《我的呼号》中痛苦地承认：“我所希望的机会终于连影子也不见了。”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对他也变得越来越空泛模糊。《新生》发表之后，他曾预告要写它的续篇《黎明》，但一直没有动笔。他考虑了很久，仍然不能写一个字。“我自己的脑子里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比较具体的未来社会的轮廓，我怎么能写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呢?”他找过几本西方人讲乌托邦的书，翻看了一下，觉得不对头，他不想再写乌托邦的小说，终于把《黎明》搁了下来。
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从延安飞重庆，在谈判的余暇也会见了一些文化界人士。巴金就是在这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对巴金说：“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答道：“是啊，听说你从前也是。”
从巴金作品中洋溢的爱国感情，从他多年来的政治态度，毛泽东觉得巴金并不像通常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感到“奇怪”。
毛泽东对巴金的这个印象，可能一直保持下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巴金受到很大的冲击。到1973年7月宣布对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可以让他搞点翻译，每月发给生活费”，算是一次“解放”。他能得到这个宽大待遇，大约和毛泽东说了话有关。他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说：“我七三年‘解放’的背景我也不明白。小道传说他们要给我戴反革命帽子，主席说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和别的思想一起传到中国来，当时年轻人各种思想都接受过，不要戴帽子了。”
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是很客观、很符合巴金的实际的。1987年10月巴金对访问者说：
“五四”时，大家追求新思潮，当时各种思想进来，无政府主义也是个思潮。我先碰到它，读了《告少年》等小册子，它那反抗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热情鼓动了我。我还年轻，书也看得少，刚一接触心就热起来了。我要是当时不相信无政府主义，也许不会写小说。后来书看得多了，人事也看得多了，也想得多了，对它就发生变化了。我慢慢发现无政府主义不能解决矛盾，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不满足了，感到那是一条不切实际的路。
但是巴金执著于自己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在他的心灵中一直占据着神圣的一隅。他肯定的已不是革命的活动，而只是一种献身的精神和崇高的人格了。例如1936年8月，徐懋庸在给鲁迅的一封信中，攻击了巴金，并指斥中国的安那其行为卑劣。巴金写了一篇《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介绍了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
那种人从来不曾在文坛里混过，他们只在一些荒僻的地方沉默地埋头工作。他们不写文章，不办杂志。他们的言行不见于小报。他们的势力固然不大，但他们能够怀着热烈的希望、坚强的信仰、自己牺牲的精神忍耐地工作。……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被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我到现在还相信着那主义，而且我对前面提过的那般人也很敬仰，但其实我已经失掉了这个资格，我这几年来离开了实际运动的阵营，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在稿纸和书本上消磨生命。我的行为带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的坏习惯，甚至我的作品中也有一部分和我的信仰多少有点冲突，这样我还配做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吗?
巴金肯定的这些人实际上已不是革命者了。在《巴金全集·第六卷代跋》中，他提到女儿女婿到南方出差，代他去看望几位老友。那些熟人中还有少数留在原地，虽然退休了，仍在做一点教育工作。女儿女婿回来说，很少见到这样真诚、这样纯朴、这样不自私的人。称赞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巴金好像顿悟了：对，理想主义者。“他们忠于理想，不停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它就是——不为自己。”
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走了很长一段路。当初，他站在下人一边，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从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里接受了“社会革命”的思想，人道主义是其思想基础。后来他系统了解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接受了他的伦理学观点。克氏认为互助、正义、自我牺牲乃是道德三要素。认为无公平则无正义，无正义则无道德。他认为幸福并不在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欢喜，真心的幸福是由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公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这些便成了巴金的信仰和追求。他也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
回顾巴金漫长曲折的一生，可不可以这样说：“无政府主义”曾经是他理想的外壳；无政府主义曾经是一个梦，早年是一个美丽的梦，后来是一个飘渺的梦，文革中则是一场摆不脱的噩梦。巴金说：“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他的“无政府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其中也包含了他的爱国主义。一个人道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不可能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所以他可以无愧地说：“一直到最后我并没有失去我对生活的信仰，对人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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