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三章　美丽的梦(3)

    他们到底有何“罪行”呢？1919年12月24日，马萨诸塞州布立奇瓦达一家制鞋公司的会计带着一万八千美元去发工资，半路上遇到强盗，因早有防备幸而脱险。第二年4月15日，南布朗垂的另一家制鞋公司的会计和保镖遇上了同样的情况，但被杀了，一万五千七百美元被抢走。这两个案子一直没有破获。当局便将此案与萨珂和凡宰特扯在一起。尽管第一次抢案发生时，萨珂在工厂做工，凡宰特在普立毛斯卖鱼。他们都有三十个以上的人为他们做证。但是法官认为，凡宰特的证人是和他同乡的意大利人，不可信。仍依据三个矛盾百出的人的口供作的伪证，将凡宰特认成主犯，先判了十五年徒刑。至于萨珂，他与凡宰特政治上是同志，又同是意大利人，被认为必是同案犯无疑。警署又武断地认定两次抢案系同一案犯所为，便将两件事都推在他俩身上。第二次抢案兼有人命，便处二人以极刑：在电椅上烧死。从警署方面看，既消灭了异端分子，又可掩人耳目，算是结了案。1921年宣判后，二人不断上诉，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七年。1927年4月9日波士顿高等法院宣布了在7月10日将二人处死的决定。这在美国引起强烈的抗议活动，到处有为救援二人举行的短期罢工。继而在全世界掀起了抗议的风暴：瑞典、法国、瑞士、葡萄牙、意大利、日本、苏联、法国……都有抗议书寄往马萨诸塞州政府和美国公使馆。在美国的救援者中，还有一个良心没有完全泯灭的真正的抢劫犯马德诺司。他得知凡宰特与萨珂定罪之后，毅然出来承认南布朗垂的强抢杀人案是他和他的同党干的，与二人无涉。许多人因此要求对此案重审；被告的律师根据真正凶手的自白，第八次提起上诉，然而都被法官赛叶拒绝了。全世界正义的呼声虽然两次延缓了行刑的时间，最后仍然没能阻止刽子手的行刑。

    不久，案情真相大白：电椅上烧死的是两个无罪的人。真正的凶犯似乎比法官还有良心。在萨珂、凡宰特遇难之后，布立奇瓦达抢案的匪首西尔瓦写信自首，详细陈述了作案的全过程。他和马德诺司为萨珂、凡宰特洗清了不白之冤。

    这案件给巴金的心灵打下了极深的烙印，更强固了他的信仰和理想。他称这案件是“法律下的大谋杀”，称这两个人是“为同胞谋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殉道者”。刚到法国时，他曾像个失掉向导的盲人般失去生活的目标，不止一次地在微风细雨中徘徊在国葬院附近的拿着书和草帽的卢梭的铜像下。有一天，在一家书铺里，他偶然看到了凡宰特的一本英文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巴金感到自己的心像大雨过后的天空，豁然开朗了。他把这小书买回去，读了一遍又一遍，这就是凡宰特的《一个无产者的生涯的故事》。书的主人公出生在阳光明媚的南欧的乡村。十三岁学徒，受了六年的苦，重病后才回到父母身边。他病刚好，母亲又病倒了，三个月之后死在他的怀里。埋葬了母亲之后，他告别了父亲和妹妹去了美国。在恶劣的条件下，在地狱似的厨房里洗碗碟，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后来他到处流浪，当过工厂的工人，下过矿井，做过各种工作，最后当了一个鱼贩子。这本小书最感动巴金的是凡宰特的精神生活：他在每天繁重的劳动之后，如饥似渴地去探求知识。夜晚在颤抖的煤气灯光下常常伏案读书到天明。他过得十分充实。从书中他获得了人类爱的观念。他要在众人的自由中求自己的自由，在众人的幸福中求自己的幸福。他用自己诚实的汗水挣自己的面包。他的手上从不曾染过一滴他人的血，他的良心清白。

    这样的人居然被捕，被诬陷，面临死亡。世界怎么不发出正义的怒吼!巴黎城因这两人的命运骚动起来了。街头到处张贴着海报，在《死囚牢中的六年》的题目下，印着各种演讲会、救援会、抗议会的宣言和会议程序；报纸上是各界的呼吁以及爱因斯坦、罗曼·罗兰、巴比塞等知名人士的抗议宣言。还有人为他们募捐。救援委员会发出了四万份签名单，每份一百二十五人，预备以五百万人的签名来显示法国的民意。巴金积极投入救援活动，他给国内报刊写稿，报道事件真相。在他看来，那个鱼贩子成了比“日内瓦公民”卢骚还要伟大的巨人。从他的身上找到了“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巴金带着朝圣者般的虔诚坐下来给凡宰特写信，倾诉他的悲哀和挣扎、胸怀和希望。信寄到波士顿请萨凡援救委员会转交。

    他不敢指望这信能到达收件人的手中。然而，7月上旬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他忽然收到了一个从波士顿寄来的邮件。里面有一包书和一封四大张的两面书写的英文长信。看到这陌生和颤抖的笔迹，他的眼泪流出来了。他急不可待地读着这封信，声音和手都在发抖，每读几行就要停顿下来，好似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的咽喉。信的开头称巴金为“亲爱的同志”，感谢他的同情和信任，说来信给了自己以莫大的安慰，还劝勉巴金要快乐起来，不要灰心；论证了现今社会制度的弊病和人类进化的趋势。他希望巴金忠实地生活，爱人，帮助人。读完信，巴金痴痴地坐在桌子前，好像是在做梦，他把信读了又读，终于伏在桌上哭了。他立即给凡宰特写回信，并寄去自己的照片。凡宰特7月23日在狱中给他写了第二封回信。这信几经辗转，他是在8月上旬才收到。在这信中，凡宰特希望自己的经验能使巴金精神上更成熟更坚强，他认为蒲鲁东更接近真理。这话巴金不完全同意，但也因他的劝告读了几本蒲氏的书。救援运动没有成功，8月23日凌晨，两个无罪的人被处死了。悲哀和愤怒主宰了巴金，泪水流干了。次日，他写了整整一天信，向朋友们报告这一噩耗。他记着凡宰特的话，“为无政府奋斗究竟是度过生活之最美丽的方法——如果这个人是值得生活的话。”他觉得只有用工作的行动才可以治疗内心的伤痛。

    这年的夏天，巴金感到身体不适，加之经济状况不佳，便从巴黎移居到离市区一百多公里的玛伦河畔的小镇沙多—吉里休养，住在拉封丹中学的二层楼上。说是休养，学习、工作却更加紧张和忙碌。白天学习法语，其余时间他同时弄两本书。一是继续写小说《灭亡》；一是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后改名为《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这是克鲁泡特金的一部遗著。作者目的是想继承孔德、斯宾塞、巴枯宁的未竟之志，创造一种人类的科学的综合哲学。这部遗著虽然没能完成，但是已立出框架。全书分两部：第一部，论道德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第二部，论人生哲学的基础与目的。巴金根据英、法、日、世界语、西班牙五种语言的本子对照，将其译成中文，分上下两编出书。在法国译完的是上编。这书花了他整两个月的时间。每到黄昏，他便放下一切别的事，安安静静地翻译，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鸡叫两三遍他才放下笔。他对这工作如此投入，是因为这书及其作者疗治了凡宰特事件和国内大革命受挫带给他的精神创伤。他在译者序言中说，翻译这本书是他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快乐；它坚定了他的信仰，鼓舞了他的勇气。他同意俄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崇高的道德理想。中国革命之所以弄到现在这种地步，在他看来，也是因为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因此他对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心悦诚服，广为宣传，也身体力行。他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民而在断头台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并在这个祭坛前立誓：只要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承着他们的壮志前进。他不断搜集资料，终于将各国革命党人殉道的故事，编成了《断头台上》一书出版。

    从法国回来后，巴金还参与过一段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上海自由书店是无政府主义的朋友办的，邀他去合作。他即应邀去编辑《自由月刊》。这是一本主要为该店出版物做广告的刊物。巴金写的发刊词明确说明了这目的：“只是想把这刊物弄得有趣味一点，使得大家愿意读，然后由此引起大家去买自由书店的书。所以这只是一个半文艺半广告的刊物而已。”巴金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短文《克鲁泡特金八年祭》，对克氏作了崇高的评价：“他的理想是改造社会之理想。在将来的新社会中，压迫的事是不能够存在的，各人都能自由过活。只有克鲁泡特金才能够把个人间自由惬意的理想，无阶级无国家的理想，在工人之前表现得如此有力，如此精美，如此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