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三章　美丽的梦(1)

    我有一个信仰，我愿意人知道它；我有一颗心，我愿意人了解它。我写文章，就为着想把自己的一切放在那里面给人看个仔细。

    ——《我离开了北平》

    巴金一生写过九百多万字的文章，用过二十多个署名。用得最多的是“巴金”这个名字。这名字怎么来的呢?那还是在法国沙多—吉里小城，他写完了处女作《灭亡》，想寄回国出版，又不想用真实的名字李尧棠，就想起了一位北方同学巴恩波，相处不到一个月，他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在项热投水自杀。为了纪念他，就用了百家姓中这少见的“巴”字；这时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看到桌子上摆着巴金正在译的克鲁泡特金(1842—1921)的《伦理学》，就建议取用这个“金”字。一个很随意、很平常的署名，后来却成了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罪证”：巴是巴枯宁的首字，金是克鲁泡特金的尾字，说明他崇拜无政府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不允许有别的解释。无独有偶，“文革”中间，萧军也有类似的遭遇。他姓刘，萧红姓张，两人改名萧红萧军是因为仰慕长征胜利的红军，希望成为“小小红军”。不料红卫兵却派定他改名是要“消灭红军”。这逻辑看似荒唐可笑，但这种思维方式却长时间流行、泛滥。比如，你“出身”不好，思想就一定“落后”；你被捕了活着出来，就一定是叛徒。根据这个逻辑，巴金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他一定是“反共老手”，一定反对马克思主义，就有永远洗不净的历史污点。那么，巴金与无政府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巴金比他的同龄人早熟许多。他有过幸福的童年：灯光下，母亲教他读《白香词谱》，和兄弟姐妹热闹地过年节、放花炮，春天用花瓣在花园里摆“春”字……那时，嫩绿的树叶正从一棵充满生命的树上生长出来，一切像梦幻一样美丽。然而，绿叶不曾茂盛繁荣就开始飘落了。十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十三岁时，父亲又丢下他们兄妹六人永远地走了。失去父母的呵护之后，他就埋葬了童年。对生活在其中的大家庭的纠葛和倾轧看得更清楚了。这个大家庭在走向崩溃。一些青年被吞噬，成为牺牲品，像他的二姐和大哥。他也很早通过自己的家看到社会的不公平。身为少爷，他常常和仆人、轿夫接近，了解了他们悲惨的命运和原始的正义的信仰。他发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十五岁那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那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纸、书刊在成都也广为传播开来。《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实社自由录》等等满足着青年们的精神饥渴。巴金的大哥还在“华阳书报流通处”预留定金，每天去取回新报刊，晚上兄弟们聚在一起贪婪地阅读，热烈讨论其中论及的各种问题。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他敞开胸膛去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东西，他都想一下子吞进肚里。

    在各种思潮中，为什么偏偏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巴金的解释是“最先为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宣传得早一些，他也最先接触到。他最先读到的书都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本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从上海寄给他的。这本书震撼了他的灵魂，书里面全是他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那雄辩的笔调简直要把十五岁的巴金的心烧化了。他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告少年》里我得到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他很想结识译者，但书上连出版者的地址也没有，又如何联系得上呢?这时的巴金浑身为热情燃烧，渴望做点事情，但又不知道该怎样开头去做。朋友建议他给《新青年》杂志社写信。于是这个谦卑的孩子在一天夜里怀着求助的心，郑重地摊开信纸，用他的全心灵给《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恳求他指一条路，等着他告诉怎样献出个人的一切。经过长久焦灼难耐的等待，回信始终没来。倒是寄信向上海《申报》索取的《夜未央》收到了。这是二十五岁的波兰革命家廖·抗夫(1881一?)写的剧本。内容是描写俄国虚无主义者的革命活动。时间：1905年；地点：俄国某大城市。一个秘密印刷所被发现和查封了。革命者被投进监狱；工人罢工遭到血腥镇压；革命者怀着仇恨暗杀了总督。在场景有限的三幕剧里勾画出了具有崇高牺牲精神的革命者群像，歌颂了他们的忠诚、慷慨、纯洁和英勇。他们中间有工人、大学生、医生和银行家，有妇女，也有年少的中学生。主人公则是一对青年革命家华西里和安娜。他们明白，一个完美的革命党人对于爱情“应该像一株枯树那样地没有感觉”。但他们还是深深相爱了。而事业又不可抗拒地召唤他们。最后安娜以超人的意志给恋人点燃窗台上的蜡烛，发出了信号，华西里毅然与总督同归于尽。

    这本书打开了巴金新的眼界，使他看见了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而奋斗的悲壮。他从中找到了梦境中的英雄，找到了他终生的事业。他把这本书当作宝贝，介绍给他的朋友。他们又一字一句地抄录下来，还将这剧本排演过多次。

    不久，巴金又从《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读到了爱玛·高德曼的文章，被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渊博的学识、简洁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完全征服了。爱玛·高德曼是俄国无政府主义有名的活动家，当时流亡英美。后来巴金经秦抱朴介绍和她通过信，曾称她是自己精神上的母亲，是第一个使他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这些书和文章成了巴金接触无政府主义的初级读本。

    接下来他渴望行动。1921年2月，他从成都的《半月》杂志14期上读到了转载的《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铲除统治权力”，“建设互助——博爱——平等——自由底世界”，建立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那意见和那组织正是他朝夕梦想的。于是他写信请《半月》的编辑介绍他加入这个组织。发信的第二天，一位姓章的编辑亲自送来了回信，并约定时间请巴金到自己家里去谈话。这是一次巴金终生难忘的聚会。与会者共有四五个青年，他们把巴金当作知心朋友，告诉他适社是设在重庆的团体，现在他们也想在成都成立类似的组织，答应吸收他参加。巴金真有相见恨晚之感，向他们吐露了郁闷已久的痛苦和渴望，从这里得到的友谊和信任使他感动不已。这小小的客厅简直成了他的天堂。两小时的谈话像明亮的灯，照彻了他的灵魂。他像一艘被风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他和那几个青年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做了《半月》的编辑，加入了新组织的团体均社。他的生活方式从此改变了。这时，他正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课外的时间全部投入了工作：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参加秘密集会。也办种种杂事：卸铺板、打扫房间、将新书报免费借给读者……忙碌的生活、牺牲的渴望把大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这时候起，开始了他的社会生活。他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也就从这时开始。

    什么是安那其主义?安那其主义是从法文Anarchisme音译来的，意译是无政府主义。被后人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的是法国人蒲鲁东。在他之后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有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他们的学说在欧洲又分为三派：蒲鲁东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三派的共同点是都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幻想建立没有政治统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