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二章　在死胡同里看见了一线亮光(2)

    对于空虚的个人主义者李冷人格成长的内在原因，书中似乎缺乏合乎逻辑的说明。小说里写到杜大心的妹妹和朋友的关心帮助对他的影响，只能算是外部原因。书中有一个情节：雨天一个人力车夫摔倒，乞求多给几个钱，李冷不为所动，还怀疑他是假装的。这样一个冷酷的利己主义者，后来竟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中间思想变化的线索似不够清晰。

    1930年，巴金还完成了另一个中篇《死去的太阳》。在将它编入全集的时候，作者称它是“失败之作”，是“废品”。他遗憾这部作品“太幼稚了”。不过，他又承认这“失败之作”产生过影响，因为它也传达出了一部分青年挣扎着前进的声音，“虽然幼稚，但它们又是多么真诚。”“如果读者觉得我的英雄有点幼稚，滑稽，那么请他明白小资产阶级大半是这样的。”(《死去的太阳》序)

    这部小说以五卅惨案为背景。主人公吴养清目睹了南京路上的大屠杀。他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他受上海学生会的委派到南京活动。南京的工人和学生携手罢课罢工。他在南京外交后援会上遇见了少年时代青梅竹马的女友程庆芬，七年分别，程已与别人订婚。这次重逢二人才发现彼此相爱很深。痛苦中程悒郁而死，吴养清却渡过了感情的波澜。工人教育了他，王学礼这些革命者的牺牲精神感动了他，他在实际斗争中走向成熟。他觉得王学礼并不曾死去，他不过是一个死去的太阳，“依然会和第二天的黎明同升起来，以它底新生的光辉普照人间”。

    这部小说的情节，尤其是吴、程相认的穿插，似乎有点不脱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窠臼。而且，一个已经走向社会的健康而富有青春活力的姑娘，会因为不能与心上人结合，几天之内就病弱憔悴而死，编造的痕迹也太明显了。在这部小说中，巴金利用“五卅”发生那年在南京求学时的见闻，写出了南京的学生、工人规模空前的爱国群众运动。正如他在序中所说的，这书中的个人主义的色彩是淡得多了，他“已经不复以自我为中心来申诉自己底悲哀了”。这是他创作的变化，也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标志。他曾说：“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我在生活里不断地挣扎，同样，我在创作里也不断地挣扎。挣扎的结果一定会给我自己打开一条路。”(《雨·序》)

    这时，《灭亡》发表了，好评如潮。但是巴金并没有受到鼓舞。他不止一次地翻开他在巴黎、马赛和归国的海船上写的《春梦》和《一生》的片断，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才能了，他为写作无法继续而苦恼。就在这时，1929年7月，他的大哥来到上海。他们分别六年了，这次一起过了一个月愉快的日子。父母早逝，长兄当父。这次见面，他对巴金更流露出了深深的手足之情，大哥常常谈起过去的事情，唤起了巴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更使他了解到一些过去不知道的旧家的历史。有一回，巴金说要拿大哥做主人公写一部《春梦》，大哥以为他在开玩笑，不置可否。然而这话一经说出，他却好像在死胡同里看见了一线亮光，这个想法使他非常兴奋。他发现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主人公，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取用不尽的材料库。于是，他下决心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

    几个月之后，他给大哥的信中又提起了要写《春梦》的想法。大哥1930年3月4日给他回了信：“《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般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等书报读过之后，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要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罢……”大哥还说，他急不可待地等着读它，还提到狄更斯写的《块肉余生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那是他最喜爱的一部作品。但是巴金知道：大哥虽然赞成他写《春梦》，虽然爱他，却不能说怎样了解他，两个人所想像的要写的这部小说，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大哥想谴责的，是具体的个人，而巴金要鞭挞的却是制度。但不论怎样说，大哥的这封信对他是极大的鼓舞，增加了他的勇气和信心，他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了十九年，积累了那么多的爱和憎，他有那么多的话要说，他要写出他的感情，他要把过去咽在肚里的话全写出来。他要用小说拨开大哥的眼睛，让他看见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那些时候，他常常背诵鲁迅翻译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句话：“可怕的是，使死骸站立起来，给他能看见自己的腐烂……”

    这部小说的腹稿前前后后酝酿了三年，终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催生出来了。那时，上海《时报》想要刊登长篇连载的小说，编者吴灵园就委托一位在世界语学会常常见面的朋友火雪明向巴金约稿，每天发表一千字左右。巴金高兴他的《春梦》要成为现实了。没有写连载小说的经验，也不去管它，就一口答应下来。1931年4月18日，这部小说开始在《时报》连载。它没有用《春梦》这书名，改题为《激流》，后来交开明书店出单行本的时候，才改名为《家》。

    那时，他和朋友索非夫妇同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那是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索非夫妇住楼上，他住在楼下，就在楼下客堂间工作。“九·一八”事变以后，索非一家迁到他任职的开明书店编译所附近的提篮桥去了，巴金就搬到二楼，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方桌、一个凳子，加上一位朋友离开上海的时候送他的一张破旧的小沙发。这书的后半部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在这张方桌上完成的。

    这本书原是写给大哥看的。他还预备把报纸汇集起来，保留一份寄给他。不幸的是大哥没有看到它的发表和出版，他没有能够读到小说的一行字，他的生命正好结束于小说开始发表的那一天。4月19日，巴金收到成都来电，得知大哥已于前一天服毒身亡。而得到电报的那个晚上，第六章的原稿还不曾送到报馆去。这一章正好集中讲“大哥”的事：

    觉新在这一房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是长孙，这决定了他出生后的命运。他相貌清秀，自小聪慧。上中学品学兼优，名列前茅。他喜欢化学，将来打算到京、沪的名牌大学深造，还想到德国去留学。然而，中学刚毕业，父亲就给他定了亲，又让他马上就业，自己挣钱过活。他顺从了父亲的意志，半年后结了婚，不到二十岁就步入社会。为自己破灭了的梦想和爱情，他曾绝望地痛哭。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了，这一房的责任全落在了他的肩上：上有继母，下有两个未嫁的妹妹和两个上学的弟弟。两年后，五四运动发生了。他和弟弟们被新思想吸引，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报。这时，他俨然成了一个“新青年”。但是，在家里他依然过着旧式生活。对大家庭内部的倾轧、压迫，处处逆来顺受。他没能保护心爱的两个女人。他与青梅竹马的表妹钱梅芬相爱很深，长辈间赌气，借口八字不合，不让他们结合。他没有反抗，默默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梅悒郁终生，嫁而新寡，一年后吐血而死。妻子李瑞珏临产时恰逢祖父去世，陈姨太说要避“血光之灾”，将她赶到城外分娩。觉新也妥协了。结果，瑞珏难产而亡。“无抵抗主义”使他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爱情与前途。他还认为“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只有做牺牲者的资格”。他不仅自己做殉葬品，还按祖父的意志，把参加学潮的觉慧囚在家里；他和叔父合谋，把觉民办的报纸赶出了商场。得知爷爷让冯乐山给觉民提亲，明知觉民与琴相爱，还劝觉民“顺从爷爷”。小说又写了他生性厚道善良，因此，他精神上会承受更大的痛苦。他热爱自己的弟弟，最终还是支持觉民逃婚了；在觉慧离家出走时，他打破了双重性格，抛开了“作揖哲学”，为他筹措路费。他还在心里说：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我一定要帮助三弟成功。他也可以替我出一口气。你们看着罢，家里头并不全是像我这样服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