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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关于〈家〉（十版代序）》
《激流三部曲》是作家巴金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的名篇。有人说它是现代文学史上拥有最多读者的一部小说。
作者写这部书，促成的原因很多，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还应该追溯到在法国读左拉小说受到的影响。
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是一部与巴尔札克的《人间喜剧》齐名的辉煌巨制，由二十部长篇小说组成。作者用了二十五年时间才完成它。每部小说以家族的一个成员为主人公，但每一部的情节又各自独立，合起来看就反映出了当时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被称为“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其中重要的几部，如《小酒店》、《娜娜》、《萌芽》、《金钱》、《崩溃》等，现在都已有了中文译本。巴金在写完《灭亡》之后，在巴黎读到了左拉这部大书中的好几本法文原版。
1928年，巴金要回国了。10月18日他到达马赛。清晨下了火车，直奔轮船公司去买船票。不巧正赶上了海员罢工，去东方的船全部停开了。他每天把行李收拾好去打听船讯，可是老没有工潮终止的消息。他在美景旅馆五层楼上一间小房间里，等待了十二天。这些天里他大部分时间用在读法文版的左拉的小说上。《卢贡—马卡尔家族》这部书，原来他读了一半，这一回就全读完了。他不相信左拉的遗传规律，也不喜欢他那种自然主义手法。但是这些小说还是抓住了他的心。他不仅一本接一本热心地读它们，而且书中那么多的人物常常活动在他的眼前。这一切成了一种催化的酵母，激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在巴黎就开始了的一种想法，这时更清晰了。他想学左拉那样，将《灭亡》扩大为连续的五部小说，连书名也想好了，前面增加的两部是《春梦》与《一生》，后面的是《新生》与《黎明》。《春梦》打算写一个苟安怕事、却接连遭逢不幸的人的毁灭；《一生》写一个官僚地主荒淫无耻的生活，最后他丧失人性而发狂；《新生》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起来；《黎明》写作者的理想社会，写若干年以后人们怎样地过着幸福的日子。
对于这计划中的几部书，构思得最具体的是《春梦》。他在廉价的练习簿上写的片断，大都是《春梦》里的细节。这部小说当初他要写的是杜大心的父母。他把杜大心的父亲构思为觉新一类的人，他曾带领杜大心去城外看望临产的妻子，只是妻子并没有死去，倒是他本人在不久之后丢下妻儿离开了人世……
在马赛的日子，左拉的小说填充了等船的焦灼不安的时光。无论清晨还是黄昏，思想总是像飞鸟一样，在他那个隐在浓雾里的小说世界中盘旋。
10月30日，巴金终于买到了法国邮船阿多士号一张四等舱的票，12月上旬回到了阔别两年的上海。友人索非给了他很多关照，起初安排他在闸北鸿兴路鸿兴坊75号世界语学会暂住。不久索非结婚了，又邀他一同迁到宝山路宝光里14号居住，直到1932年“一·二八”战争中闸北大火后才离开。
回国后，巴金并没有马上按照原来酝酿的创作计划去做。他先是替自由书店编《自由月刊》，同时借翻译来练笔，先后译出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和司特普尼亚克的特写集《地下的俄罗斯》；他还从世界语译出了意大利亚米契斯的《过客之花》、日本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跳舞》等短剧，以及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
人虽已在国内，可是国外生活的新鲜印象，还老是盘踞在他心中。这时他凭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以法国生活为背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1931年8月结集出版，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复仇》。这些作品题材宽泛，格调清新，文笔流畅。这里，有为在排犹运动中被凌辱致死的爱妻复仇的犹太青年(《复仇》);有为生活所困无力升学的法国学生(《狮子》);有亡命法国的意大利革命者(《亡命》)；有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的波兰女革命家(《亚丽安娜》)；有西伯利亚监狱中的俄国囚徒(《哑了的三角琴》)；也写到了贫穷的鞋匠儿子和富有的男爵夫人的女儿的爱情悲剧(《不幸的人》)。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有三篇小说诅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酿成的许多人间惨剧。一位母亲因为想念两个死在战场上的儿子，哭瞎了双眼，精神失常，每天在家门口坐到深夜，痴心等待爱子归来(《房东太太》)；《墓园》这一篇写一位年老孤寂的教师，成了看守墓园的人，陪伴安慰着被战争夺去生命的十几个他喜爱的学生。他们之中，有的门门功课得第一，有的可望成为大诗人；战争还使一位少女同时失去了兄长和恋人，而杀死她恋人的正是处于敌对一方的她的兄长(《丁香花下》)。这些作品比起作者后来更成功的作品虽然单薄了一些，却充溢着作者鲜明的爱憎。他在书前的短序中说，他感到耳边响着一片哭声，似乎整个的黑暗世界都在他的周围哭泣。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同是人类的一分子，同样具有人性，都追求青春、活动、自由、幸福、爱情。失去一切的悲哀是人类共有的悲哀。
在这里，巴金的视野延伸了，他从中国看到了世界。他将人类的悲哀在这些作品里展开，因而它们“是人类的痛苦的呼吁”。这也是他留学法国时生活和思想的一个纪念和见证。后来他在给《〈复仇〉及其它短篇小说》的法译者的一封信中说，《复仇》“是我回国后想念法国的朋友和我在法国过的日子的时候写成的。这是我早期的作品，它们保留了我青年时期的热情和爱憎。……在我这些作品里还可以找到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混合物。”
这些作品大多用第一人称，有的是讲故事，有的是日记体。其中的“我”有时是主人公，有时是讲故事的人。这种手法除了便于抒情，也缩短了和读者的距离，显得更亲切、可信。
1930年8月，巴金还完成了第二部中篇小说《新生》。这是《灭亡》的续篇。写杜大心牺牲之后，受到他影响的李冷、李静淑兄妹先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小说以李冷日记形式写成。他们兄妹本来住在洋房里，生活十分优裕。杜大心给他们打开了另一扇门，让他们看到了痛苦和黑暗。于是他们搬出了洋房，脱离了家庭，过起了流浪的困苦的生活。静淑比她哥哥更早觉醒，她和同丈夫决裂从旧家庭出走的张文珠一起进纱厂做工，在纱厂附近租了一个亭子间同住，以便做女工们的工作。她有了信仰，尽管疲倦、辛苦，却感到充实、快乐。李冷的内心则充满矛盾。旧的信仰失掉了，新的又还不曾确定。他在昏暗中摸索，像一个失去向导的盲人。他不知道可以从什么地方找回他的生命。他憎厌许许多多的人的“单调的路”：出生，成长，保身，传种以至于死亡。人就好像一口猪，只晓得吃，盲目地活着来吃，吃着来活，只为了消磨日子。他想走一条自己的路。杜大心的遗著《生之忏悔》常常扰乱他心的平静。他的朋友办杂志，他以为这太迂缓，太微不足道了。他想寻找“别的路”。他自称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顽固地守着生命的废墟。但是他的心的荒漠上早被杜大心们撒下了生命的种子。在周围，从静淑、文珠的惊人变化，从秋岳的牺牲自己，一心办杂志的献身精神，他终于明白信仰的力量了。他决定去厦门，做一个新人。他生活在工人中间，帮助他们同困苦的环境斗争。巴金把这书的第一篇标题为“一个人格的成长”，第二篇标题为“在挣扎中发现自己的力量”。李冷在厦门一年多里组织了三次工人罢工。这第三次酝酿了一个多月，就在罢工即将爆发前夕他被捕了。当地的资本家认定他是工潮的祸首，他们甘愿拿出十几万块钱，联合起来运动司令部将他秘密枪决。李冷梦见死去的母亲，她理解他了。他知道自己的死期临近，心很平静，他要勇敢地走完生命的最后路程。尽管血会溅在山岩，身体会埋进泥土，姓名会被人遗忘，但是，他用他的血灌溉人类的幸福，用他的死促进社会的进步，他的生命决不灭亡。在人类的向上繁荣中他获得了新生。所以，小说的第三篇“死并不是完结”只有一句话，它引自《约翰福音》：“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大约就是全书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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