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一部讲真话的大书

    巴金一生对真理的追求从未中断过。他以惊人的毅力，带病坚持每天写作，历时八年，终于以四十二万字的巨制，实现了撰写《随想录》累计一百五十篇的宏大构想。许多文化人怀着深深的敬意，对巴老表示由衷的祝贺。《随想录》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总结了巴老八十年人生经验和六十年文学活动，是一部代表了同时期文化最高成就的散文佳构，它的影响和价值，已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学范畴。

    1986年9月2日，《文艺报》为庆贺《随想录》五集完稿，特邀张光年、王蒙、陈荒煤、冯牧、唐达成、袁鹰、刘再复、汪曾祺、谌容、张洁、李存光等文艺界人士座谈。

    巴老把《随想录》五集，即《随想录》（第一集）、《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自称为“一生的收支总账”和“真话的书”，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陈荒煤认为，《随想录》贯穿始终的“讲真话”原则，既表现在巴老对“文革”及其前后的反省和总结所达到的历史高度上，又体现在巴老一直恪守的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和真正艺术家的良心上。袁鹰在《他呼唤着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发言中说，《随想录》浸透着一位文化巨人对历史、对时代、对民族和国家的沉重历史责任感。经过“文革”的动乱，巴老对人类的挚爱，达到了至纯至深的程度。唐达成在《真知灼见·人间至情》的发言中认为，巴老作为文学大师，已经教育了我们几代人。目前正在争论的许多问题，巴老早在几年前就在《随想录》中以饱含人间挚情的真知灼见谈得一针见血。他说，我已年近花甲，巴老以他的《随想录》向我展示的数十年的人间风雨和一代正直知识分子的人格光辉，依旧是引导我作人作文的精神之火。冯牧在《这是一本大书》发言中说，巴金老人把自己高度真诚的情感，以至自己生命的精髓，都倾注进《随想录》的每一个字中去了！他怀着崇高的历史感。从不以个人利益为参照。他淋漓尽致地、真诚地、无情地解剖自己，审视社会，表现了坚强的勇敢进击的勇气，实在令人钦佩！汪曾祺在《责任应该由我们担起》发言中称巴老“始终是一个痛苦的流血的灵魂”。与那些文过饰非的人不同，他对“文革”的反思，是把自己看作“债主”，自我解剖达到了近乎残酷的程度。同时，又能超越苦难，恢复自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这正是巴老了不起的心灵历程！谌容在《只因为是真话》发言中对此深有同感。她说，尽管从小就受“讲真话”的教导，但是说来容易做到难。巴老这几年总讲“我有话要说”，“我欠债要还”，他的五本《随想录》交给我们如何做一个讲真话的拿笔杆的人。谌容说：“《随想录》这一百多篇仿佛是信手写来的散文，之所以称得起是文学精品和历史文献，我以为全在于作者讲的是真话。巴老把《随想录》第三集题名为《真话集》，其实，真话正是贯穿于五本随想录的总主题。”

    张洁在《旧势力、旧制度的无畏的批判者》发言中说，巴老的自然年龄虽然老了，但他的社会年龄永远不会老。他一直是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批判者，比我们更敏锐，更坚决，更彻底。在他面前，任何“玩文学”的人都会感到惭愧！

    王蒙在《最诚恳的呼号》发言中说，由此想及文学该不该揭露“文革”和“社会伤疤”的问题。他说，有人反对揭疮疤，还有人总愿意树立受苦不诉苦的“伟大”人物，似乎这才是对国家、对事业的最好爱护方法。但是，疮疤并不是巴金们制造的。巴老是从自己“还债”说起，反映了一个正直公民和作家对国家、对历史的责任。巴老揭疤意在治愈病体。《随想录》以最诚恳的呼号，吁请人们负责任地对待历史和国家。如果人人如此，国家就有希望。

    巴金作品研究者李存光在《巴金文学道路上又一座丰碑》中认为，《随想录》是巴金五十年代以来最有价值的代表作。它对于新时期思想文化建设的贡献，在于呼出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探求真理的心声，并且及时地提出和回答了许多需要以相当勇气面对的问题。刘再复认为，《随想录》记录了整整一个时代，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是鲁迅之后，代表民族最高道义和良知的散文。与卢梭不同，巴金是与时代共忏悔的。《随想录》在文学史的里程碑意义主要有三，即：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结束了夸饰时代，进入了说真话的时代；标志着文学自我审判和忏悔的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文学真正进入了关心人、尊重人的时代。贯穿巴老《随想录》的，正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张光年在《语重心长》发言中说，《随想录》的文章虽短，分量却很重。当代中外读者和后辈子孙，都可以从中得知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中国作家的领袖人物在十年浩劫之后的思索，他是记录一代正直文化人心灵的文献。巴老年迈多病，又常常受到有意无意的误解和干扰。其实，他才是党最亲密的战友。我们党非常需要这样不可多得的畏友和诤友。张光年说，我们今天向巴金学习，就要提倡作家议政，论社会，论生活。

    袁鹰等许多与会者提出，巴老的散文，在海外反响强烈。国内虽然出了专集，但从出版时间、印制质量到印数以及评论都不尽如人意。按这部作品本来的价值和意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是文学界、出版界和新闻界共同的使命。

    与会者从《无题集·后记》中获悉，巴老想从此搁笔了，不少人对此表达了十分矛盾的心情：他们希望巴老小憩后仍有新作问世；同时，又怀着深情体谅地说，老人写了六十多年，他太累了，让他卸下沉重的负担，由我们肩起继续前行吧！

    巴老看了《文艺报》召开的《随想录》座谈会的报道和与会人员的发言。他对座谈会上许多作家对他提出的不要搁笔的希望，事后作出了反应。1988年，三联书店即将出版的《巴金译文选集》，巴老在序里表示：“即使十分疲乏，我可能还要重上战场。”他说：“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徘徊！”

    《随想录》1989年获中国作协主办的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荣誉奖，位居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