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收获》在京座谈会

    1981年4月13日，《收获》编辑部在京召开的一次座谈会的盛况，巴金发言后掌声四起的动人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应邀出席那次座谈会的老中青作家、评论家共30多位。《收获》在京召开座谈会是首次，为了开好会，他们作了细心的准备。《收获》编辑部多次从上海给我电话，希望帮他们提前敲定与会人员。当年电讯不发达，有些作家家里没有电话，交通也不便利，不少人家只好

    骑车前往邀请。凡联系上的，都表示要安排好事务，准时出席。沙汀原定开会那天去医院，知道此事，便决定改日再看病。《当代》主编秦兆阳则问我巴老是否出席，他说要去看巴老，要向《收获》取经。我骑车去中国作协鲁迅文学讲习所（现鲁迅文学院）找王安忆、张抗抗。安忆不在，抗抗说，我是《收获》的作者，巴老来开会我准时到。

    巴老提前十分钟左右来到新侨饭店会场，人已到齐。到会的还有陈荒煤、周而复、冯牧、孔罗荪、秦兆阳、吴祖光、朱子奇、韦君宜、汪曾祺、林斤澜、王蒙、邓友梅、李国文、丛维熙、刘绍棠、谌容、张洁、苏叔阳、理由、张抗抗等。《收获》邀请了《文艺报》的人最多，除主编冯牧、孔罗荪，还有四五位。

    巴老4月9日抵京，10日前往北京医院，向茅盾遗体告别；11日下午又去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参加茅盾追悼会。茅盾逝世给他带来的悲痛，以及频繁的社会活动，使年愈古稀的老人略显疲惫。但他始终在聚精会神地听大家发言。

    座谈会主持人、《收获》负责人吴强说他们召开这次座谈会，初衷是想听取在京的一些作家朋友的宝贵意见，进一步提高刊物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把刊物办得更好，让读者更爱看。17位发言者一致肯定了《收获》自1979年1月复刊后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办得有生气，有自己的风格，发现、培养了不少有成就的中青年作者，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两三年内，发行数从10万册跃进到110万册，很不容易。大家称赞《收获》选稿重作品质量不重人的名气，说这个好的编辑作风值得发扬。《收获》重视发表不同风格的老作家的作品，更为精力旺盛的中青年作家提供园地，已发的作品中中青年作者占百分之七十五。大家认为，《收获》这几年在抓作品质量，抓作者队伍，抓市场需求，抓编辑作风等多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其意义已不仅仅在刊物本身，更在于为在新形势下如何办好文学期刊探索了一些新思路。

    巴老作了即席发言，他说：“现在文艺界的成绩已超过三四十年代了。这两年来，出了很多好作品，好作家，尤其是中年作家很有成绩。时代的规律就是这样，必是一代胜过一代，我对社会主义文艺前景非常乐观。”他希望大家坚持党的文艺方针，通过作品展开竞赛，促使文艺出现一个更加繁荣的局面。巴老的简短讲话，令大家兴奋鼓舞。陈荒煤说，巴金是三十年代作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他认为“现在的文艺界的成绩已超过三十年代了”，这个意见中肯，他同意。一些中年作家说，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说，后来者有责任在前辈业绩的基础上将文艺事业更向前推进。从维熙以自己亲身的体验说了巴老主编的《收获》如何为写实的文学开道。他说：“如果《大墙下的红玉兰》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的未知数。”“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巴老不仅与《收获》编辑部同仁一起经受了黎明的五更之寒，巴老还要求刊物‘百无禁忌更进一步’，因而使当年的《收获》，成了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学旗帜。”

    巴金会上还谈到，办刊物再困难，再有问题，都要发扬一种高尚的办刊精神。1985年巴老在寓所就如何办好文学期刊问题对《文艺报》记者展开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看还是雅俗共赏好！‘俗’，并不是‘庸俗’，并不是去迎合读者。十年内乱时，‘四人帮’搞文化专制利用报刊，指挥读者，愚弄读者，引起不满和反抗，现在，我们又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我们应该坚持的好的东西，无原则地去迎合读者，讨好读者。”

    巴老认为“引导读者、提高读者”，是报刊编辑部的一项重要职责。他说，不要一味地埋怨读者没有理想，欣赏格调不高，文化素养差，我们该想想自己给予了读者什么营养？我们是不是在自己的报纸和刊物上为读者介绍了各种各样、有血有肉、值得效仿的榜样？我们的文章，是不是让读者看了以后受到一种启示，得到一种支持，有了勇气和希望，同时又是一种美的享受？

    巴老谈到，目前国家经济上不富足，一些报刊编辑工资低，收入少，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需要国家、文艺领导部门和文化教育同志共同通过实践想办法逐步改善，但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那就是：文学事业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事业，办这个事业要有高尚的精神，绝不能把文学事业办成一个单纯赚钱的事业！如果只想怎样赚钱，这个事业就要被毁掉。

    巴老认为，扶植和发展文学事业，国家应当下点本钱，他举例说，在日本，歌舞伎的票是卖得很贵的，为了保存和扶植这种古典的民族传统艺术，国家给予了补贴，如果不这样，这种艺术在日本也就衰亡了。

    巴老十分感慨地对记者说，总之，办一个事业也好，办一张报纸或一种刊物也好，会碰到很多困难，需要有一种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我多次参加过各种类型的文学座谈会，但像二十多年前《收获》在京召开的这次座谈会给我的收获之多，记忆之深是少有的。

    《收获》这次在京座谈会影响强烈。许多老作家为之振奋。我去天津向孙犁介绍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收获》请他赐稿，他说，《收获》的分量重，不能随意写，最后以五篇署题“芸斋小说”的短篇给与，由此孙犁又陆续写了十几篇，“芸斋小说”是孙犁晚年创作中的重要硕果。

    到会的不少作家已是《收获》的作者，有些表示将给自己满意的作品给《收获》。大家建议《收获》出面组织作家笔会，提供作家相互交流的机会。1982年，《收获》首次组织了峨眉山笔会，邀请了全国几十位中青年作家。这是新时期以来规模最大、阵容最厚实的一次文学笔会。陆文夫、高晓声、冯骥才、周克芹、王安忆、张抗抗、苏叔阳、冯苓植、叶辛、叶文玲等均与会。笔会之后，与会作家不仅给《收获》增添了新的收获，同时给全国其他期刊增添了耀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