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金与《文艺报》(1)

    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一份全国文艺报刊，《文艺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1949年５月４日，新中国即将诞生前夕，《文艺报》在北平创刊。最初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和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机关报。1949年7月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后，它成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机关报，于1949年9月25日正式创刊。1953年后中国文联委托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文艺报》逐渐成为中国作协的机关报。

    在长期关心与支持《文艺报》工作的作者中，有一部分是担任过文艺界领导工作的作家、艺术家、文艺组织工作者，他们既作为领导又作为作者对《文艺报》工作加以关心和指导。在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同志相继辞世后，我们更珍惜巴金从《文艺报》诞生起所给予的多方面热心关心和巨大支持，可以说巴金是目前健在的老一辈作家中，与《文艺报》友谊最长远的一位。

    1949年6月27日巴金从上海到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委委员，1953年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1981年至今为中国作协主席。巴金作为领导和作者与《文艺报》关系密切，毋用细说。在他1982年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四份期刊中，就有全套的《文艺报》，可见巴金对《文艺报》的看重。

    我在《文艺报》做编辑工作30多年，本文所记叙的巴金对《文艺报》的关心和支持，只是我确切了解的和亲身经历的，在巴金和《文艺报》的关系中，只能算是点滴。

    1949年，巴金以巨大的政治热情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并真诚地表示要用自己的笔去努力反映新的伟大的时代。他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题为《我是来学习的》大会发言中说：“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还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教育着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更多的青年的灵魂。”

    巴金“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自己的愿望，有了实践的机会。1952年，党中央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全国文联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第一批作家深入部队、农村、工厂。《文艺报》发表了社论《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据《文艺报》报道：“第一批的作家中赴朝鲜的有巴金（组长）、古元、葛洛、白朗、菡子、立高、西虹、黄谷柳、罗工柳、王希坚、李蕤、王莘、逯斐、辛莽、高虹、寒风、西野、伊明；下工厂的有曹禺、艾芜、井岩盾；下农村的有马加、贺敬之等。”

    巴金等作家们在赴朝鲜前线前订立公约，保证不要求生活上的特殊照顾。作家们对于这次出动体验生活，抱有很高的热情，决心克服过去单纯收集材料的错误想法，而强调在斗争中自我改造，并保证坚决完成创作任务。

    《文艺报》对巴金一行在朝鲜前线深入生活积极采访作了跟踪报道。1952年4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反映了全国群众欢迎作家们深入生活创作的动态，又及时刊发新华社朝鲜前线报导：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曾举行盛会，欢迎由巴金率领抵达朝鲜前线的十七位文艺作家。作家巴金代表全体赴朝作家、艺术家向志愿军指挥员、战斗员致敬。他说：“全国人民都以志愿军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有了你们，祖国人民才有了两年来的幸福生活。我们来朝鲜前线就是要向你们学习，要把你们的斗争报告给全国人民。”

    全国文联赴朝创作组在巴金率领下，于三月二十日抵达朝鲜前线，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的热烈欢迎。三月二十二日，创作组的十七位文艺作家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三月三十一日，创作组从朝鲜前线抵达平壤，受到朝鲜政府、朝鲜各界人民和我国驻朝大使馆的热烈欢迎。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将军在四月四日接见了创作组的同志。同日，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举行座谈会，欢迎创作组。

    在巴金等赴朝前夕，《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希望巴金以最快的速度给《文艺报》支持。巴金答应了这个要求。由于当时通讯不便，巴金在朝鲜采写的稿子只好通过新华电台用电报发回，冯雪峰叮嘱《文艺报》总编室与新华电台保持密切的联系。

    1952年3月22日上午，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会见了巴金等十七位文艺家。3月26日巴金在坑道掩体里完成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初稿后，即写信送彭德怀同志，彭

    德怀3月28日复信巴金：“巴金同志：‘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致以同志之礼！彭德怀3月28日”巴金改定文章后即没法发回北京，《文艺报》拿到这篇文章已是4月初，因《文艺报》当时是半月刊，为了等候巴金在朝鲜深入前线采访的图片，只好在4月25日出版的刊物上以显著的位置发表。据当年《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因回忆说，巴金从朝鲜回到北京后才见到这期《文艺报》，《文艺报》编辑部向他说明了等了多日他们的照片，都没拿到，巴金说，你们文章上配了彭德怀司令员的照片就不容易了，我们在前线深入生活、采访时的一些照片当时我也没有见到，你们从哪里去弄。

    巴金在朝鲜住了七个月，共写了十一篇散文随笔、通讯报道。

    1953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巴金在该书后记中说：“这本小书中的文字也许可以给祖国人民唤起一些亲切感人的回忆，那么就请把它们看作从远方带回来的亲人的口信吧。”巴金《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在《文艺报》上及时发表，给了《文艺报》代巴金从远方向祖国人民带回来亲人口信的机会。

    1966年6月，《文艺报》被迫停刊。1977年12月，在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茅盾以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主席的身份讲话，他说，“四人帮”不承认文联和作协，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决定，他建议尽快恢复中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并建议《文艺报》复刊。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经党中央决定，大会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巴金从上海到京出席了这次重要的会议。

    1978年6月初，《文艺报》开始紧张筹备复刊，决定７月正式出版。编辑部决定请几位知名作家发表对复刊的《文艺报》提出希望和建议。首先想到的就是巴金。编辑部分配我与巴金联系。很快得到了巴金寄来的《我的希望》，并附给我一封短信。巴金希望复刊后的《文艺报》是一个“战斗的刊物”，他说：

    “《文艺报》复刊是广大读者盼望了好久的事情。事情本身就是对“四人帮”的严正批判。复刊后的《文艺报》一定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刊物的一个任务就是：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改变他们遗留下来的文风，把“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彻底澄清，把他们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这是一场严肃的长期的战斗。《文艺报》应当是一个战斗的刊物，它的战斗性要强。在文艺战线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刊物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勇敢地战斗；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真正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少登不痛不痒、四平八稳的文章；批评不怕尖锐，但思想要明确，也要实事求是；批评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绝不搞‘四人帮’那一套。有批评也要有反批评。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篇文章就是结论，不准别人碰一下。要鼓励大家进行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