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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24日,巴金到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月7日在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在京停留了10天,由李小林陪同,看望了许多朋友。
老舍的饮恨而去,给巴金带来了长久的悲痛。1977年10月,李小林来京为《浙江文艺》组稿,曾代表巴金去老舍家看望舒伯母胡隰青。
巴金与胡隰青“文革”后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午宴上。1978年3月9日午,胡隰青在交道口康乐酒家请巴金。同席的有曹禺、小林、老舍之子舒乙、小女舒立,我和马宗融之子马少弥也参加了。老舍家附近有几家熟悉的餐馆,为何要安排到稍远的“康乐”?胡隰青事先对我说,“康乐”未搬新址前,离他们家不远,闽菜,做工精细,也是老舍常请人吃饭的一家餐馆。曹禺用车将巴金父女从前门饭店接来。吃饭时,胡隰青谈的多的是北京市为老舍平反工作进展的情况,巴老的话不多,曹禺谈兴较浓。曹禺笑着对巴金说,去年有次我去老舍家,抱了一只大公鸡,弄得胡隰青莫名其妙。那天恰巧我在场,曹禺问我,那只鸡是不是很精神,很有生气?曹禺讲的这个趣事,弄得满席哈哈大笑。结束时,胡隰青说今天机会难得,一起合个影。三位长辈坐着,我们几位小辈站在后面轮流照。一周后,巴老离京返沪前夕,又去了丰富胡同9号老舍家,他说晚饭后去,孩子们都下班了,人齐。约6点半,我坐严文井同志的车去接巴他和小林。巴老先去东单何其芳家,看望了其芳夫人牟决鸣。近8时,到了老舍家。胡隰青及子女舒济、舒乙、舒雨、舒立并第三代多人围着巴老坐着。舒济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她告诉巴老,出版社正在考虑出版老舍的书。1977年起,我多次去过老舍家这个四合院,主人精神的忧伤,周遭环境的残败,给我以极深的印象,虽然主人是坚强的,但我每次离去总隐隐感觉,缕缕哀思在这个家庭的每个角落游弋,连那鲜艳的花瓣上也能觅到,今天,巴老的到来,使老舍故居生气盎然。
为老舍同志正式恢复名誉,北京市有关部门于1978年6月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了“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巴金当时正在北京出席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下午2时半,巴老和其他与会人员乘坐一趟大客车前往八宝山。车速很慢,车内寂静。在仪式上,巴老紧紧握着胡隰青和子女们的手,他神色激动,仿佛想说点什么,但我没有听到他说出什么。巴金曾这样追记过当时的他:“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去年六月三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参加老舍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我低头默哀的时候,想起了胡隰青同志的那句问话。为什么呢……?从主持骨灰安放仪式的人起一直到我,大家都知道,当然也能够回答。但是已经太迟了。老舍同志离开他所热爱的新社会已经十二年了。“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当时在文坛反响强烈。至今我还保存了“仪式筹备小组”发送的这份通知。正文是手写复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老舍(舒舍予)先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四日不幸逝世。定于六月三日下午三时半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请您届时参加。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筹备小组(电话:5589405)”。
1979年11月30日,巴金开完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三次全国作代会后回沪。12月6日下午开始写《怀念老舍同志——随想录三十四》,15日下午改定。这是我读到的巴金写怀念友人文章中最长的一篇。巴金在文章中“赞老舍是‘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是‘伟大的爱国者’;为老舍‘文革’中被迫害惨死而痛苦、愤怒;说老舍‘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说他想起了老舍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巴金在《怀念老舍同志》中说了那么多话,不仅仅是为老舍,而是为一代知识分子。他在1980年3月6日给李健吾的信中说:“我写了篇怀念老舍的文章,为知识分子讲了两句话。我这样想:要实现四化,就离不了知识分子。一般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好的,老舍是一个代表人物。”
1984年2月3日,是老舍同志85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文学家,人民艺术家,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剧协、中国曲协和北京市文联联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及首都文艺界300多位知名人士参加了座谈会。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因事未能到会,托人捎来一封信给老舍夫人胡青,并附上她和周恩来同志的一张合影照片。照片中邓颖超同志拿的扇子上有胡隰青的画和老舍的题字。
中国文联副主席夏衍主持了座谈会。在中国文联主席周扬长篇发言后,大会宣读了中国作协主席巴金题为《我敬爱的老舍同志》热情洋溢的书面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巴金在《我敬爱的老舍同志》中回顾了自己作为一名“老读者”和“老朋友”与老舍几十年的密切交往和深厚友谊后说:“我敬爱他,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的全部作品都贯串着一根爱国主义的红线,他的一生的工作都围绕着这样一个愿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了解他,因为我也看够了外国侵略者在我们土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我也曾像一个无家孤儿在国外遭受白眼,任人欺凌。一个熟悉的声音像警钟似的在我的脑子里敲了几十年:‘我爱咱们的国呀!’在他的作品中读到多少怨恨,多少悲痛,多少愿望啊!愿望,是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国人民有一天会站起来。”
“我敬爱他,他‘心中有那么一种感情’,他自己叫它做‘热爱今天的感情’。他从美国回到北京十几年中间,一连写了十多个反映新生活、歌颂新社会的话剧剧本,就是这种感情使他‘欲罢不能’。这种感情是很可贵的。有了它他才能和人民同喜怒、共哀乐。他说:‘热爱今天的事,更重要的是热爱今天的人,我们就不愁写不出东西来。’《龙须沟》的作者把心交给了我们。热爱今天的人有权活到今天。他不能同我们一起共度诞辰,我感到遗憾。然而这样一颗火热的心是不会死的。即使他的骨灰盒里没有留下骨灰,他的心要活在每一个朋友的心里,活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他的那些杰作已成为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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