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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一九二三年离开成都，一九四一年回到阔别十八年的家乡。我那时仅十一岁，第一次看见他。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身体健康，满头黑发。
这个印象一直保留到一九六五年。那时我在北京工作，巴老去越南前从上海到北京，约我和我爱人一起到他住地吃中饭。
“十年浩劫”我和巴老异地受审。我在一九六九年获得所谓“解放”。巴老在上海，受了很多迫害，甚至失去他的妻子萧珊。事后才知道，张春桥说过：“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
我在一九七二年从北京回河南干校，曾悄悄绕道上海去看望巴老。
这次见面，巴老最大的变化是满头白发。
满头白发，让我看到“四人帮”从肉体到精神所给巴老的摧残。十四卷《巴金文集》，包括引导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小说《家》，被打成“邪书”。给巴老加上了各种罪名，在全市电视大会上批斗，把他赶出文艺界。我感到心痛，好像有一双手要把它撕成两半。
满头白发，又让我感到巴老的纯洁和崇高。面对这场浩劫，他的精神没有垮。正如巴老后来回忆：“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萧珊逝世以后，巴老在家搞点翻译，准备将来把书稿送给图书馆。不仅如此，他内心仍然燃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在一片“万岁”声中，重新开始独立思考。这时，我被撕裂的心又感到希望。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坚持说真话，严于解剖自己，写出了他的巨著《随想录》。人们赞颂他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我比巴老小二十五岁。巴老经常勉励我好好工作，并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当我接近六十岁，开始考虑离休后怎么办，巴老觉得很好笑。他说这“正是该好好工作的时候”，他“六十六岁才进干校”。至于巴老，他早就表示要为人民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随着年龄增长，我也开始有白发。
开初，机关的理发员曾主动用染发剂把它染黑。但我爱人是学化学的，她认为任何染料对头发都会有损伤，坚决反对。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们都崇尚自然，头发白了就让它白吧，不必修饰。
有一次巴老说：“你的头发开始白了。”
以后每一次见面，巴老都会说：“你的头发又白一些了。”去年，他刚见到我时，竟把我当成他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因为我的头发更白了，白的程度接近那位同志。
“不知我们家有没有白发的遗传?”我问。
巴老笑了一笑，未置可否。
“希望我的头发将来和你的头发一样白。”我说。
巴老不无惋惜地说：“可惜我看不到了。”
我理解巴老的心情。巴老是现实主义者又是乐观主义者，他从不避讳他的“日子不多了”。但他是我一生爱得最深的人之一，我不能设想他看不见我满头白发。马上表示：“我相信你能看到。”
多年来，我一贯愿意满足巴老的愿望。不过，头发变白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没有办法提前实现。我不能为满足他的愿望把头发染白，也不能戴一个白发套。因为巴老从不喜欢虚假的东西，我也如此。
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是祝愿巴老健康长寿。到巴老百岁华诞，看到我满头白发，我们一定都非常高兴。
想到将来有这样一张照片，我现在就笑了。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三日，第七个“秋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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