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大妈，我的母亲(2)

    我们非常爱自己的母亲。听她的话，知道要为她争气。大姐早懂事，比我们体贴大妈。从二姐到我，充满孩子气。有几次，大妈出去办事，很久没有回家。我们等得着急，以二姐为首便胡乱猜疑：会不会在路上遇到坏人?人力车会不会

    突然翻车?于是伤伤心心地哭起来。我也有个别时候不满意大妈。她答应过年时给我买一匹可以骑的纸马，但买回来却是只能挂在身上的马头马尾，这算什么马!有一次我生病，大妈要出去办事，我不答应。她允诺给我订一份《儿童世界》，我才放她走。可是她回家时却说：“杂志要一个月才能到。”小孩要的东西，总是希望立即到手。一个月，这是多么漫长的时间!当然，不久我就忘了。但偶尔一想到，我总觉得大妈“骗”了我。我那时太幼稚：大妈哪有钱给我买这些“奢侈品”呵!

    抗日战争爆发，天津和成都的联系中断，家里收不到三爸的汇款。为了“应变”，我婆婆和大妈，各自搬回娘家，自谋生活。这是我们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物价暴涨，亲友原来送的钱大为贬值，本和利都收不回来。大妈挺起腰，想尽办法让我们几姐妹吃饱饭，有衣穿，能上学。大姐在省立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她的好朋友萧荀、刘玉琼、白炯、吕克明等，经常在星期天或假日来我们家玩。大妈对大姐这些朋友很好，即使家里很困难，也要做些东西请她们吃。她们也很喜欢大妈，一直跟着大姐叫大妈为“妈妈”。大妈为别人画画挣钱，她的牡丹、梅花和菊花都画得很不错，不少人愿意请她画单条。她为别人绣帐檐子、绣枕头，也可以得些报酬。她还和舅妈、表嫂一起做豆腐乳、豆瓣酱，附近有不少人乐意来买。这些收入仍不敷出，大妈只得变卖伯伯留下来的各种遗物。稍为贵重的东西早卖光了，剩下的只有叫街上“收荒匠”来买，价格很低。我一见卖伯伯的旧东西，心里就难受，常常大哭，抱着东西不放，惹得大妈伤心。当时，亲友中互相解决困难的一种形式“请会”，帮助大妈解决了不少的难题。大妈靠拿“头会”来给我们交学费，买衣服。劳累过度，使大妈的身体受到影响。有一次，她胃病大发，痛得从床上滚到床下。舅妈叫我跪在观音菩萨像下，不断念：“南无阿弥陀佛!”我这个一向坐不下来的娃娃，竟在观音菩萨像前跪了很长的时间。

    敌机轰炸最厉害的时候，我们随外婆一家疏散到外西文家场。大妈对我的学习一贯抓得很紧，到乡下也不放松，特别是教我写字。她经常在背后看我写，如果我不用心，她便用手指敲打我的头。可惜我既无天分又不勤奋，至今没有把字写好。我那一段时间处在男娃娃最调皮的阶段，不听话，惹人讨厌，被称为“五横牛”。大妈耐心教育我，我每天晚上“悔过”，第二天又依然故我。胖舅舅挖苦说：“我都听厌了。”有一次，我调皮过分(什么事我忘了)，引起公愤，大姐和她的好友萧姐、二姐、三姐总动员：两个按着我的手，两个按着我的脚，让大妈打我的屁股。我大哭大闹，用当时流行语言骂：“哪个再打我挨炸弹!”当然，到了晚上我又向大妈“忏悔”。大妈认为教小孩儿像栽树一样，“小树没栽好，长大了就扳不过来了”。她经常给我们摆老“龙门阵”，我百听不厌。特别是五爷爷的故事，我的印象最深。五爷爷是我们的叔祖父，长得清秀，人又聪明，还能诗文，祖爷爷特别宠爱他。他得到放纵，乱交朋友，嫖赌吃喝，无一不精。还租了小公馆，包下一个叫“礼拜六”的私娼。钱花完了就偷，偷祖爷爷的，偷五婆婆的。小说《家》里的克定就是他的写照。五婆婆把他赶出家门，他成了“惯偷”，在一个冬天死在牢里。大妈讲得很细致，她说五爷爷穿马褂十分讲究，团花图案一天三变：上午是花的“骨朵儿”(蓓蕾)，中午和下午是盛开的花，黄昏和晚上是即将凋谢的样子。“但是这有什么用?光有钱，不学好，就会变坏!”大妈有针对地说：“生活苦没有关系，只要上进，自古寒门出贵子!”

    疏散回来，大妈在今日新闻社工作了一年多，今日新闻社是张履谦先生创办的，他是四爸的朋友，他的夫人任培伯和大妈很要好。大妈的工作主要是剪贴报纸、写信封和到邮局寄信。大妈会做菜，还帮助他们家做腊肉、香肠。虽然薪水少，但大妈这一段期间比较愉快，她认为自己有工作，可以自食其力。新闻社有一个圆形的社章，在那儿工作的人都要挂在胸前。我听见她说过很多次：“我胸前也挂上牌牌了!”

    亲戚朋友都称赞大妈待人宽厚。我的六孃(三爷爷的女儿)，“五四”时期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与伯伯、三爸和爹的感情都很好。伯伯曾称赞她“虽是女子，见解却甚高”。没想到伯伯去世的时候，六孃竟说“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两丢开”，带头来逼债。六孃一直没有结婚，甚至连一个陌生的男人也没有见过。十几年后，成了一个性情怪僻的老处女，很少有人同情她。但大妈却常常去看六孃，六孃的委屈也愿意向大妈倾吐。现在想起来，这正是大妈不计恩怨，“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体现。

    四十年代初期，爹两次回到成都，和我们住在一起。爹回来，引起两大变化。一是我小学毕业后，把我送到高琦初中读住读。这个学校费用较高，由爹供给。集体生活对改变我的性格起了很大作用。二是爹看见大家生活困难，便像三爸那样负担全家生活费用。为了节约开支，原来一分为二的家庭成员又合在一起。这时，小幺叔和我大姐先后工作，经济困难有所缓解。不久，二姐和三姐从师范学校毕业，担任了小学教员，每月交给家里一两个银元或一斗平价米。当时，教师职位很不稳定，大妈每年都要参与“六腊之战”，四处求人帮忙。假期我在家，晚上八九点钟以后，大妈常要我去给她买二两干酒，一堆有壳的花生，独自消愁。这时大妈总爱对我说：“一个人，要在有时想无时，不要在无时想有时。”这是她从长期生活重压下悟出的道理。

    我上高琦初中的时候，语文教师杨邦杰帮助我读鲁迅的小说。我似乎突然懂事了，知道体贴和安慰大妈，对几个姐姐也很好。大妈对我这点进步感到满意。上完初中二年级，我考上华西协合高中。我继续从进步书籍和报刊吸取养料，学习写作，参加学生运动，与朋友合办刊物，上街游行反对内战。一个关心我的亲友把这些情况告诉大妈，大妈要我小心。我对大妈讲了一些看法，她似乎觉得有道理，没有干预我的活动。这时，大妈意识到她心爱的儿子已经有独立的意志了，她不愿再把儿子紧紧地“捏在手里”。

    我因反对美军暴行发动罢考，在一九四七年初被学校暗中开除，去重庆读书。一九四八年夏天，婆婆和十二孃离开成都，去重庆，后去上海。大妈和二姐、四姐在书院东街租了一个小独院——实际只有三间住房和一个天井。经地下党一位同志介绍，一个叫李维则的商人，在我们家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他从雅安来成都时居住的地方。大妈感到李维则文质彬彬，有礼貌、关心人，不像一般商人，与他相处很好。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一个晚上，突然来了几个便衣特务，要抓李维则。大妈和四姐(以后还加上二姐)被“软禁”在住房。大妈要四姐“以买烟招待”为借口，出外找机会通知李维则，叫他不要回来。但特务说“只准进，不准出”，拒不同意。李维则回来时，四姐抢先说了一句“双关话”：“有人在等你!”李维则装着不知道，一下进了大妈住房，丢了封信在地上，又退出去。特务立即逮捕了李维则。李维则也用“双关话”招呼大妈：“帮我照顾一下东西!”第二天，四姐把李维则的信交给地下党同志，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家。以后才知道，李维则是地下党雅(安)乐(山)工委委员，原名吕英，被叛徒出卖，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渣滓洞。当时，大妈非常不满，多次说：“这样好的人，居然会被抓走!”

    三

    一九四九年底成都解放，给大妈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大妈从几十年切身的体会中，认识到旧社会不合理，应该改变。当她知道我和四姐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高兴地说：“我早猜到了!”新社会是什么，大妈不清楚。但她的五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先后入党，她相信她的孩子不会去干坏事。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生活稳定，再不受有钱人的气，心情也舒畅了。社会风气良好，面目一新。这些情况，清朝没有，民国没有，大妈怎能不满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