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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四爸家，四爸和九姑妈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意外。四爸稍瘦了一些，头发全白了，身穿一套蓝色中山装。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以此表示互相的信赖和关怀。
解放前我做过地下工作，有些经验可以运用。我必须表明我的来意，以便对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场面，我说：
“我是专程来上海看眼病的!”
第二天上午，我请萧荀——我大姐的朋友，后成为四爸和萧珊妈妈的朋友——陪我去上海五官科医院看眼病。一个写有我姓名和年龄的挂号证，我把它妥善保存了很多年。通过萧姐，我了解到四爸在“文革”中的许多遭遇。
家里显得很冷清。造反派封闭了楼上所有的房子，全家被赶在楼下居住。原来的客厅成为四爸和小棠的卧室，但小棠到安徽农村插队，床空着。小林和祝鸿生刚结婚，他们是同学。小祝是在四爸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与小林结婚的,这说明小祝的人品和爱情的纯真。当时他们还没有生孩子。九姑妈和十二姑也不像过去那样爱说话。没有人来串门。
萧珊妈妈逝世给家里笼罩一层阴影。记得我第一次来上海时，到处都有她的身影和笑声。她张罗着许多事，她殷勤待人，她不断地和我开玩笑，……我不敢向四爸提到萧珊妈妈。我只在玻璃板下看见一张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哭泣。我突然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
单独和四爸在一起的时候，我便告诉四爸，这次来上海是为了看望他。我知道眼病情况和治疗方法，到医院不过是拿一个挂号证。四爸原以为我“没有历史问题”，“不会受到多大的冲击”。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早年参加党的地下组织，难道不是“假党员”?一九四七年我在重庆被捕过，正好抓“叛徒”。我上中学时与所谓“胡风反革命分子”有过接触，曾在文章中引用过胡风一句话，起码算一个“小爬虫”。加上我不“认罪”，又“拒不揭发”，态度“恶劣”。不过，终于查不到什么大问题。在一九六九年底“解放”——我们连队最后一个“解放”的当权派。今后怎么办?不知道。好在身体不错，算个壮劳力，我不怕用自己的劳力维持生活。
四爸的“问题”没有结论，因萧珊妈妈去世，回家听候审查。四爸是我们国家唯一不领工资的专业作家，他的存款全被冻结。一个月只许他取三百元，一百四十五元作房租，五十元供养萧珊妈妈的父亲，剩下一百零五元一家四口人用。我问他够不够用，他泰然地说：“没有什么!我的生活很简单。我告诉过九姑妈，必要时我可以只吃面包。早年我在法国就是这样。”
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四爸一贯如此。当他知道我曾两次回成都探亲，便询问我母亲和几个姐姐、姐夫的情况。我也主动告诉他我知道的一些亲友的遭遇。他知道李宗林(成都市市长)被迫害致死时，显得很难过。李宗林是他的朋友。
有两个晚上，我和四爸睡在一个床上。四爸一九四二年回成都时，我刚满十二岁，也和四爸睡在一起。当时正是四爸创作最旺盛的时候。时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却碰到这样不公平的遭遇。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记叙了当时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很想安慰四爸，可惜说不出什么有力的话。我告诉四爸，无论怎么批他，他并没有被遗忘。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常悄悄问我有关他的情况，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当时，我不敢提这些同志的姓名。其中有曾德林(后为中宣部副部长)、萧泽宽(后为北京市委组织部长)等。我还空洞地讲了一些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这类的话，其实我自己早不相信什么“中央文革”和其控制的“革命群众”了。临走前一天下午，我和四爸在二楼的走道上谈话，我讲了准备要求调回成都。想起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我终于冒出一句心里话：“如果你的问题解决得不好，你可以回成都。我能用自己的劳动供养你!”当时，我们都很激动，四爸没有说什么，至少没有表示反对。
这次和四爸会面，我不敢深谈。但我亲眼目睹了四爸的现状：第一身体健康，第二精神没垮。这就是希望!我在上海只呆了三天，第四天一早就得离开。我不想在离开时惊动四爸，但他和九姑妈几乎和我同时起床。不凑巧，天下雨，而且下得不小。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着手，互道：“保重!”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四爸，但我岂敢不按时回到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只得双手提起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
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一九九五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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