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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
三十日来信收到(你上次给小林的信我也见到)，知道你的近况我放心多了。这些年我也常常想念你和你的几个姐姐。三年前有人来外调，才知道你当时靠过边，但我又知道你没有历史问题，认为不会受到多大的冲击，我一直不想给你写信，害怕会给你找麻烦，心想等到问题解决了时再通信息。现在你既然来信，我就简单地写这封信谈点近况吧。我一九六九年参加三秋后就和本单位革命群众一起留在乡下，以后一九七O年三月又同到干校。今年六月因蕴珍病重请假回家，七月下旬就留在上海照料她。她去世后我休息了一段时期，九月起就在机关上班(工宣队老师傅和革命群众今年都上来了)，每天半天，主要是自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几个月并没有别的事。但问题尚未解决，仍在靠边。住处也没有改变，只是从楼上搬到楼下而已(楼上房间加了封，绝大部分书刊都在里面)。我身体还好，情绪也不能说坏，蕴珍去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永远忘不了她，然而我无论如何要好好地活下去，认真地学习。你问起妈妈去世前看到你的信没有。你第一封信是八月四日写的，信寄到时，她的病已到危险阶段，刚开了刀，小林在病床前对她讲你有信来，她只是点了点头，那时身体极度衰弱，靠输血维持生命，说话非常吃力，只有两只眼睛十分明亮。我们不知道她那么快就要离开我们，还劝她不要费力讲话，要她闭上眼睛休息。她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因此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想到这一点，我非常难过。
写不下去了。祝
好!
尧棠
十一月四日
与四爸通信，我不敢告诉任何一个人。萧珊妈妈去世对四爸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他毕竟健康，这是不幸中之大幸。我明白当时的形势，也清楚彼此的处境，不能过多通信。但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设法去看望四爸，安慰他。正好我爱人所在河南明港学部(即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干校，全部人员回北京“清队”，春节我将回北京探亲。于是，一个“秘密”计划，开始在我脑里酝酿。
当年十二月底，我回到北京。我儿子早随他妈妈回北京读书，女儿不久也从北大荒兵团回来。难得的团聚使我们暂时把这几年的苦难丢在一边，高高兴兴地度过了春节。当时，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屋子住，只有晚上孩子们熟睡了，我和我爱人才能讨论我的“秘密”计划，决定在我回河南干校时，绕道去上海看望四爸。为避免被人抓辫子，我们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打算。到了上海，看到的熟人，都说是去看眼病——我的确在害眼病，曾先后请假到武汉、成都去医治过，这次回北京多次去朝阳医院看病。在上海，如住在四爸家不方便，就住在最可信赖的朋友家。按时回干校，只按北京到河南信阳报销火车票。当时探亲，只要有一张从干校回家的车票就可以报销来回的双程车票了。因为人已经回到干校，必然是乘车回来的，不可能从北京步行回来。一般不会引起怀疑。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日子非常值得珍惜。为了不浪费时间，春节前我们不去排大队买吃的东西，而改在春节后(人不拥挤了)再买。但为去看四爸，在我爱人支持下，我提前五天离开北京，乘去上海的火车。我本想在车上多睡一会儿，但想到即可见到四爸，兴奋不已。一天多的路程，我的思想有足够的时间自由驰骋。
强加在四爸头上的“罪状”之一，是他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这有什么了不起?毛主席青年时期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这是追求真理过程中难免的事。何况四爸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同胞。抗日战争前，以鲁迅为首，四爸和许多作家共同发表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抗日救亡的主张。我读过四爸在抗战时主编的杂志《呐喊》(后改为
《烽火》)，我也记得四爸在长篇小说《〈火〉第二部后记》里说过：“我虽然相信过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四爸的《家》启发了许多青年人参加革命，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怎么一下就成“大毒草”?新中国成立以后，四爸一再表示：“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50年代四爸两次到朝鲜，60年代四爸又两次到越南，曾受到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赞扬。哪一个“贵族”或“寄生虫、吸血鬼”肯去吃这种苦?
我想前两次到上海的情景。那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和十月。第一次去，四爸陪我参观他的藏书室，大小七间，令我羡慕不已；我们还一起到虹桥公墓为三爸扫墓。第二次是我陪外宾去，只匆匆见了四爸一面；临时电话告别，四爸喜悦地说：“两件大喜事，一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一是赫鲁晓夫下台，真令人高兴!”我似乎现在还听到他洪亮的声音。
我在机关交待时曾提到四爸送过许多书给我。一九六〇年四爸回成都时，我看见他书桌上放了一本《三家巷》。我向他要，他说是欧阳山送他的，他准备回上海时在火车上看。但是一九六一年年他回上海前却把书给我，说：“还是送给你吧!”一九二九年秋我父亲离开上海时，把一张自己心爱的唱片送给四爸。四爸深受感动，把这个情节写在《做大哥的人》里面。我不禁想起书中的描写。
我和四爸也有争论，主要是对我父亲的看法。我父亲的性格和遭遇，类似《家》的觉新，所不同的是我父亲以自杀结束了生命。四爸爱他的大哥，对我父亲自杀表示理解和同情；我则认为我父亲丢下母亲和五个子女，太不负责任。争论是在三轮车上进行的，那是一九六四年我们冒着烈日去给三爸扫墓。四爸感慨地说：“连你都不理解，小林他们就更难说了。”
我小时候人很瘦，鼻子比较高，鼻梁有些“右倾”。我外祖母经常把我的鼻梁往左扳。有一次，一个同学不当心打着我的鼻梁，使我流了鼻血。我立即准备还击，但一下意识到他打我鼻梁的方向和外婆扳的方向一致，气马上消了。四爸知道这个故事以后，常常当成笑话当着我讲给别人听，使我十分尴尬。这是一九四一年的事情，四爸第一次回成都。
一九五八年十月，我和四爸在北京巧遇。我参加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归来，四爸正要去苏联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我到和平宾馆看望四爸，他请我在餐厅吃晚饭。他问我吃什么，我说：“当然是回锅肉呵!”他笑了，并立即告诉了服务员。但后来端上桌的，却是一盘对虾。这是我第一次吃对虾。
车厢广播在介绍上海，说上海是什么“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等等。“文革”把什么都搞乱了，姚文元等批“无政府主义”，要“巴金负责”。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三十年代鲁迅在为巴金辩诬时就回答过：“难道连西班牙‘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我不相信姚文元没有读过这篇文章!
联想到自己，我过去自称是鲁迅的“信徒”，但我并没有学到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明知有些事是错的，也不敢讲真话。从在“牛棚”里读《鲁迅全集》时，我就决定不再称自己是鲁迅的“信徒”，因为我不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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