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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争取活到九十岁!”
十九年前，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多次对我这样说。当时巴老七十二岁，身体健康。我立即表示：“没有问题!”一算，到九十岁还有十八年，比两个“抗战八年”的时间还多，似乎很遥远。
然而，时间流逝得真快，弹指一挥间：去年巴老已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华诞。
巴老一贯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他表示要争取活到九十岁，完全是为了工作，为了他一生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八十年代初期巴老曾开玩笑对我说过：“等我把事办完以后，就休息，安安静静地看武侠小说。”但我从来没听说也没有看见他把事情办完。直到今年六月六日，巴老一见我就表示他最不放心的是还有一些事没有办完。
巴老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人各有志，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人间。
巴老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
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巴老大约写了八十多万字。历时七年多写完的《随想录》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一读的书”。《创作回忆录》展示了他的心扉，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他过去的创作。先后编选了《巴金选集》(十卷本)、《巴金全集》(二十六卷本)和其他一些选集和选本。
巴老把自己比作春蚕，他说：“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有一段时间，巴老的社会活动很多。参加会议，接受许多采访和拜访，出国访问，……不能不对创作有所影响。以至巴老在写作时一听到门铃声，常常“胆战心惊”。
作家主要靠作品与读者联系，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名字经常见报，也不是靠坐主席台、签名题字来生活。这是巴老一贯的主张，他自己身体力行，还劝勉他的朋友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
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到上海。巴老把他新写的《随想录(大镜子)》给我看。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人说巴老“焕发了青春”，他相信了，甚至曾幻想“返老还童”。可是书房里的大镜子对他讲了真话，哪里有什么“青春”?像做了一场“大梦”醒来，巴老深深地感到“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他同时呼吁：
“请让我安静，我不是社会名流，我不是等待‘抢救’的材料，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我被巴老真挚的心所感动。得到巴老同意后，我把《大镜子》介绍给《四川文学》刊登。我尽可能不介绍人去麻烦巴老。有一次，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贾唯英到了上海，她一贯崇拜巴老，很希望我介绍她去看望巴老。我把《大镜子》寄给她，她看后放弃了这个愿望。从此我对巴老书房里的大镜子有了感情，我曾请巴老站在大镜子旁边照了一张像。这是一张非常有意义的照片，我将长期保存。
第二年我有机会陪巴老在家里庭园散步。我问他《大镜子》刊出以后，情况是否好一些?
“社会活动减少了一些，”巴老笑着说，“但来找我的仍然很多。有的人甚至读了这篇文章，专门赶来看我。”
我和巴老经常通信。他认为我是“短柬勤寄”，并开玩笑说：“我要向李致学习，写短信。”可是从一九八○年起，我发现巴老的字越写越小，我问巴老为什么?他说：“没有办法，手放不开。”几年以后才知道，巴老患了帕金森氏病，也就是巴老的儿子小棠戏称的“巴金生的病”。
帕金森氏病直接影响巴老的创作。每当巴老提笔写文章时，笔重似千斤，有时一天只能写几百字。这对“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真是莫大的痛苦!巴老一贯把读者作为“衣食父母”，从读者身上汲取营养和力量。写字困难妨碍巴老和读者联系，他一再向读者表示歉意。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七日，巴老在书房跌跤，左股骨粗隆间骨折，住进华东医院。一个月前，我介绍四川电视台去上海拍摄电视片《奔腾的激流——作家巴金》。虽然事先讲好每次拍摄不能超过一小时，但毕竟增加了巴老的劳累。我感到内疚，责备自己并没有真正了解《大镜子》这篇文章的精神，不自觉地加入了“抢救”材料，为巴老“树碑立传”的行列。十几天后赶到华东医院，我握着巴老的手，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摔跤是我自己不小心，与你无关!”巴老反过来安慰我，“你不要有负担!”
我心里热乎乎的，但眼睛却润湿了!
巴老喜欢吃家乡的花生酥，我给他带了几盒。巴老可能要减轻我的思想负担，好几次吃的时候都说：“看在李致的面上，我再吃一个。”
巴老这一次住院超过半年。
医院采取牵引的办法治疗。两个月的“牵引”使巴老的脑袋“几乎不能转动”，躺在床上“习惯于仰望一个固定的地方”。尽管巴老开玩笑说“这下知道‘永世不许翻身’的痛苦了”，但这毕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开初巴老在病房最怕夜晚，“一怕噩梦，二怕失眠”，以后情况逐渐好转，有一件事却使巴老苦恼：“不论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无法看书，看不进去，连报纸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经常有一盏天花板上的大电灯。我甚至把这个习惯带回家中。”
从此，巴老得长期和疾病作斗争。
巴老主张说真话，严于解剖自己，把心交给读者，被誉为“二十世纪的良心”。但世界是复杂的，难免没有人叽叽喳喳。十几年前香港有人不满巴老遣责“四人帮”，怂恿几个大学生大骂《随想录》；后来内地也有人转弯抹角地批判“说真话”。但这种干扰并不能动摇巴老的信念。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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