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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巴金怔在门前，他简直不敢相信儿子说的话是真的。但是，老人又不能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让他无法怀疑的事实。从上午他在出版社第一次听说江青被逮捕的传闻，到他在回家路上遇见万民欢腾的场面，都证明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困扰他近十年的四个人，如今都走向了她们本应得到的归宿！特别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个坏蛋，在巴金遭遇不幸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和北京始终以“文革要臣”的特殊地位，多次发号施令，甚至想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今天他们和江青一起都成了党和人民的阶下之囚，这件大事对于巴金来说，简直比当初他在干校里初闻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还要高兴！巴金把手里的四只螃蟹交给儿子，一个人站在门前的阳光里，激动得颤动口唇说：“报应，真是报应啊！......”
上海的街头再次嚣闹起来。当然，那些在街上组成秧歌队的欢乐人群，不再是从前“四人帮”横行期间官方组织的庆贺“最高指示”的游行队伍，在几条大街上扭着欢乐歌舞的人们，都是民间自发的行动。这是巴金从来没见过的沸腾场面。当年战胜日本法西斯和1949年的上海解放，在这素有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也曾出现过万众欢腾，载歌载舞的场面，不过那时的秧歌也没有今天扭得欢快，扭得多姿多彩！巴金在感受到人间喜悦之后，曾经提笔写下这样的话：“他们压在我的头上，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上气来。.........中国和人民的前途十分光明，个人的问题也容易解决。......”
巴金走在黄浦江边那沐浴着晚霞的人群里，他雪白的头发尤其引人注目。
1976年秋天，巴金才真正从“四人帮”的阴影里走出来。
他感到自己在过去十年里始终窝居在一个冷冰冰的角落中。自己非但被人搏夺了写作的权力，而且在这十年中他甚至连给友人写一封信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倒不是有人命令他不许写信给朋友，而是巴金看到了“文革”和“文字狱”的可怕。当然，在那种时候，巴金的许多老朋友，也大多不敢给他写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文坛上结识的一些朋友，大多都先后谢世了。而五十年代文坛上的友人，如今大多都陷入和他相同的困难境遇。巴金印象最深的是，最困难的时候收到了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信。他记得那时是萧珊生病较为严重的时候，他还在奉贤干校接受“改造”。有一天，他从奉贤回到家里探望生病的妻子，忽然听说沈从文来了信。他见了沈的信以后，顿时满面流泪，巴金太感动了。这么多年来他和所有友人都分隔两地，简直就是生死两茫茫！沈从文竟敢在这时候主动给他写信问候，显然要冒一定的风险。
可是，巴金不敢给沈从文复信。并不是他无话可说，而是担心自己写信会给他和沈从文惹事生非。因为巴金和朋友从来不说假话，然而如果他在信上写了真话，万一信落在别人的手里，那么肯定会株连友人。所以巴金只好把想对沈从文倾吐的话，积郁在心底了。
如今巴金又开始写信了。当然，那时的巴金仍然心有余悸，即便偶尔写一封信寄出，也要倍加小心。这是因为“四人帮”虽然粉碎了，可是他的问题毕竟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1973年上海作协对自己的那个结论，还留有很大的尾巴。这个由不实之词组成的所谓结论，仍然压得老人喘不上气来。
不过，巴金毕竟开始从阴影中走出来。他开始给在杭州工作的女儿写信了，父女之间的信件是巴金恢复通信自由的起点。不久，他就可以给一些老朋友复信了，一些从前对他敬仰与关注的读者来信，也时不时地寄到武康路那座幽静的小院来。巴金的心里话多么想变成他喜欢的铅字？几十年来都在以自己的笔向读者们倾吐心里话的巴金，那时尽管在上海出版社工作，然而他仍不能在正式报刊上公开发表一字一文，这也许就是他在阳光映照进那个角落以后，仍然无法真正舒展自己双臂的原因吧？
十月里的一天，多年来始终不轻易上大街，更不想到人多地方去的巴金，有一天晚上，他竟然壮着胆子到淮海路襄阳公园附近去看大字报。这是因为他听说那里的大字报很多，有一些与江青等“四人帮”被逮相关的信息，都被一些群众抢先抄在大字报上，在那里公开了。巴金是第一次去看别人的大字报，从前他在作协机关看到的那是有关他的大字报，而今他扬眉吐气，融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悄悄向前挤来，他发现这里果然人山人海。像他这样怀着兴奋心态急于了解“四人帮”粉碎内幕的群众，竟然比他想的还多。巴金发现人人脸上都
溢满着兴奋，因为那里公开贴着叶剑英的讲话。这位老帅已经把华国锋如何逮捕江青等四人的内幕，如实地公开在群众的面前！真是大快人心！
环境正在悄悄发生改变。尽管巴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但是，他已经开始在小范围内露面了。巴金所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允许巴金出席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允许他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在座谈会上发表意见和谈话。他周围的群众开始给老人以和悦的笑脸，那种在楼道里见面连招呼也不肯和他打的尴尬境遇，再也见不到了。更多的人们发现巴金老人在经过大风大雨之后，又渐渐露出他那与生俱来的慈爱微笑。也有人开始重温巴金的历史与他那些即便在风刀霜剑中依然闪耀着不灭光辉的著作。大家这才发现，已经结束的“文革”对所有人来说，包括那些在浩劫中一度成为显赫人物的造反派们，也不过是经历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噩梦！
1977年2月，对于居住在那有着两棵玉兰树小院中的作家巴金来说，意味着他人生第二个春天的开始。绚丽的春日透过百叶窗投进他楼下的客厅里。巴金老人终于可以回到二楼写作了。他发现1966年秋天抄家时被贴上封条的几个房间，如今终于都一一拆封。特别是爱妻萧珊曾经住过的卧室，巴金亲自进去打扫了一遍。那里的床榻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土，他小心地一一清扫，然后再把一只花瓶放在床前的小柜上。瓶里栽上一束雪白的花儿，那是萧珊生前最喜欢的白色玉兰。淡淡的清香很快就弥漫了整个房间，巴金感到心情好了许多。
毕竟是春天来了，灿烂的阳光终于驱散无边的阴霾，又投映进萧珊当年住过的地方。这是巴金心中最最感谢的。他真想马上动笔，给自己逝去的妻子写一点什么，以做为他对她的一种纪念。然而，巴金纵然心里有许多话要向萧珊倾吐，却又感到这个想法在当时还有点不现实。上海所有报纸和刊物，依然没有他巴金公开发表纪念亡妻文稿的一席之地。休要说发表这样的文章，即便他想写点抒发情感的散文、随笔或者小说，也还是不可能的事情。想到萧珊在那黑暗笼罩大地时候染病而殁，巴金又心中悲楚，眼时泪光闪动了。
巴金毕竟走出了困境。窗外的暖流在巴金眼里就俨然是不可阻挡的春风，十分顽强地吹进他的小楼。5月里的一天，邮递员给他送来一个白色的信封。拆阅后才发现竟是个陌生的名字：徐开垒！
原来他是上海一家大报的副刊编辑，在那个年代里，巴金已经十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来信了，徐开垒在简短的便函中，首次向这位早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在上海和全国文坛上纵横驰骋的著名作家约稿了！这件事对于已被世人渐渐淡忘的巴金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大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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