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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五七干校的大门就在眼前，可是巴金却望而怯步。他不想迈进那个大门，他不想再见到那些冷酷无情的脸孔。“工宣队”和“军宣队”对他的厉颜冷目，让巴金心里感到阵阵发怵。一九六八年以来，他就好象一直在做梦——一个总也不能醒来的噩梦。一月下旬，他忽然被人从干校里叫出来，连夜被大卡车送往上海市区，原来竟是要他去参加批斗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和石西民的大会，巴金没想到他竟会成为陪斗者。回来后，这种半夜里被人叫醒，然后又被人用卡车送往市里接受无休止批斗或陪斗的事情就接连而至，最后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
到了这一年的二月，巴金竟发现从前在他心里极有威望的《文汇报》，竟也发表一篇万余字的长文《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他无法理解报上的调门为什么会那样高，为什么会把他这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当成了人人喊打的“反革命”？巴金纵然从心里接受不了报上的指控，可是接下来的批判更让他瞠目结舌，他没想到到了炎热的六月，不仅《文汇报》对他大加笔伐，而且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也以《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和《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连日发表多篇批判文章，矛头直指他的作品，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巴金似乎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因为报上的可怕调门似乎已经给他的问题定了性！在那个年代一旦被报上定性的人，是决然不会再有出路的。他已经从许多人自杀的严酷现实中看到了可怕的前程！不过，巴金只要想起萧珊，想起武康路上的那个家，他的轻生念头就转瞬而逝。“不行，我还要活下去呀！”他常常这样对自己说。
特别让巴金不能容忍的是，6月20日在人民杂技场召开的上海文化系统"斗争巴金电视大
会"。善良的巴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样大的阵势，他不知为什么要把他的批斗会开成史无前例的电视大会，他作为作家，无非就是写过几本小说！巴金不理解自己的小说真会象别人指控的那样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
这种情况直到1968年秋天才有所改变。当时，“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了上海巨鹿路的作协机关。巴金这才感到自己的问题似乎有了一点转机，因为“工宣队”和“军宣队”毕竟与造反派有所不同，他们是带着毛泽东的上方宝剑而来的，他们会对自己实事求是。然而让巴金大为失望的是，对他的批斗仍然没有停止，不久，他们这些“黑帮”们又被送到松江县辰山公社参加"三秋"劳动，巴金竟然还受过几次难以忍受的"田头批判"。
这样的苦日子又过了一年，一九六九年二月巴金才回到了巨鹿路作协机关。
不知为什么“工宣队”对他的看管稍稍放松了一点，这时候，还允许巴金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会。当然更多的时间仍是对他的批判，不过调子已经变了，不再提巴金是“反革命”和文学界的“黑老K”了，而是集中火力批判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和大毒草〈《家》、《春》、《秋》。巴金渐渐意识到对他的批斗高峰已经过去了，在这种时候他开始悄悄的重温历史，并千方百计寻找文艺类书刊去读。可是，那种年月到何处去找想看的书呀？
后来有一天，他在巨鹿路作协机关搬东西的时候，无意间从地上拣到一本但丁的《神曲·地狱篇》，巴金如获至宝，一有时间就悄悄的背读，后来他为不让自己经常不拿笔的手不至于不会写字，就开始在“牛棚”里偷偷抄写这本书，在凄苦无奈的年代里这就是巴金心中追求的最大乐趣了。
1970年春天，巴金开始从巨鹿路转移到松江县的辰山公社劳动。春节后他又被押往一个更加陌生的地方——奉贤县五七干校。这时的巴金已是66岁、头发开始花白的老人了。他没想到自己竟被编进了上海文化系统的某团第四连，在干校里专干一些他力所不及的重活，如搬运稻草、抬粪水、种菜、喂猪、搓绳等等。当然，如果在这里只是让他劳动，倒也是巴金能够接受的；这几年他在这里已经把干重活当成了一种苦闷中的解脱，让巴金无法承受的还是不间断地被人押回上海批斗和游斗。因为每一次让他作“喷气式”和脖子上挂大牌子游街的时候，巴金都感到体力有些不了，有时他甚至一场批斗下来，满头都是淋漓的大汗了。
现在当巴金又出现在奉贤干校门前，他心里反射般地狂跳起来。但是，巴金必须要走进去。回到奉贤干校不久，巴金就壮着胆子提笔给干校的“工宣队”领导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报告
我爱人萧珊近年多病，本年五月下半月起病倒在床，发高烧到摄氏三十八度左右，有时超过三十九度。曾到医院挂急诊号检查治疗，并不断看中医服中药。两天前还到地段医院拍过片子。
但自今还没有检查出病源，三十几天中热度始终不退。现在她一面继续服中药，同时还准备继续进行检查，急需医药费较多，多从生活费中挪用，今后开支相当困难，拟请另发医疗费一百元，以便继续给萧珊治病，这一要求希望得到批准。
文化系统直属四连连部巴金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巴金好不容易把这封信递了上去，谁知却无人理睬。
巴金在这里劳动也不安心，只要想起萧珊，他脑子里就会出现她那双含着忧郁的眼睛。就在这度日如年的日子里，有一天，巴金忽然接到小儿子写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巴金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消息：妈妈患的是肠癌！
巴金眼前一黑，就再也支持不住了！他把那封信还没有读完，就一头裁倒在田地里了。没有什么比萧珊患上如此严重的疾病对他打击更大的事了。自从1966年夏天以来，巴金好象忽然走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从前他那平静安适的写作环境蓦然被无法阻止的红色恐怖冲激得荡然无存。他的家多次被小将们查抄，保存在楼上书房里的大量手稿也接连丢失在“打砸抢抄抓”的狂热激流中。巴金多次被人戴上“反动权威”和“反共老手”的牌子，押上众目睽睽的批斗台。精神的折磨与肉体的摧残，在巴金看来都是可以克服与忍耐的，对他来说惟一不能忍耐的就是妻子萧珊突患重疾的打击。
运动开始以来，巴金有些事情始终不敢告诉妻子——他担心萧珊为自己的处境难过。巴金被当成“牛鬼蛇神”关进巨鹿路市作协二楼那间资料室里单独看管后，他几乎每天都被押出去批斗，特别让巴金难以忍受的是，每当外地造反派来到作协的大楼下，隔着窗户大声叫道：“巴金给我们滚下楼来！”这时，他就看到几个机关内的造反者会一拥而入，像老鹰揪小鸡一样地把他揪出了大楼。然后巴金便成为一群又一群红卫兵中被人左推右搡的对象。后来，为让外地来沪的造反者们更便于揪斗巴金，造反派索性就把他押到一楼的冷屋子里，随叫随到。巴金对这种处境已经渐渐适应了，但是他习惯于遇事泰然面对，尽量做到不反抗，只要有人揪他，巴金就会随时训顺地随人下楼。
巴金最不能容忍的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有一次，他正奉命在食堂里做苦工，不料有个造反派忽然提出：“像巴金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他在食堂里帮工呢？该不会给大家的饭里下毒吧？”于是，有人就把他揪住，一把推出门去。尽管如此，巴金仍然忍着眼里的泪不肯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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