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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抽签结果的1周后，我收到来自圣·荷塞征兵局的信，仅有一句话：准予我为缓征应召学生。
在我需要时，他们却让我等上几个月，以5比3的投票决定不给予我学生的缓征证，而在此时又告诉我通过，真是糟透了。但更糟的是这意味着1年后他们会第二次给我1A证。
我拿着那封信，头晕目眩。他们以我的生活为游戏——龌龊的游戏。即使知道我已抽到极好的1A数字，他们却以我的申请书格式不对为借口而延迟准许我缓征。
从那一刻起，我就看清了美国政府，他们以公民为敌，把这一切当作游戏，这与我想象中的政府完全相反，你无法相信他们是在为民服务。
于是我不得不再次去征兵局，要求保留我的1A证。不管怎样，这是我的号码，应该保留它。幸运的是，他们同意了。
对政府行为，我所感受的震惊和恶心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将我们的人生玩弄于掌股之间，并非如父亲所说，他们关心民众疾苦。我曾以为政府庇护我们，但适得其反。那之后，我只相信政府只为自身服务，并为此不惜一切手段。他们不会明理行事，以最糟的方式玩弄了我的人生。
从那时起，我也与父亲完全不和。我再也不相信当权机构。这真是糟糕，因为自从我创建苹果以来，我遇到很多善良的政府人员。但这一想法仍盘踞我的心底，我甚至不能相信任何我阅读的东西。
在父亲教育下形成的道德观，到看清越战的真相时，已彻底改变，而且是180度的转变。我变得容易怀疑，不再盲目相信，这是很重要的转变。我对各种制度都失去了信心，再也不能重拾回来。
我发誓，我会以生命来保护年轻一代再也不会经历越战这样的噩梦。
也许从我早期的照片，你们会认为我像一名嬉皮士。我想我的确有那么一点，但我告诉你，我从不是一位真正的嬉皮士。
我尝试成为嬉皮士，但却做不到。不要说高中，就是在大学，当所有反对者开始游行，我也无法加入。我曾尽力融入嬉皮士中，总想靠近他们，但他们总叫我离开，因为我不吸毒。但我仍想融入那个团体，因为我认为自己的思想和他们一样开放。我理解他们的观点，也希望他们对我敞开胸怀，但毒品却将我拒之门外。只因不愿一起吸毒，我难以取得他们的信任。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与我的信念相符。20世纪60年代一切有关嬉皮士的运动和信念——自由性爱运动，将鲜花插上枪支等等，我知道这都是我想做的事。我有着深切共鸣。正如嬉皮士所做的那样，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到达理想的彼岸。我相信，没有组织、法律、机构和政治的社会是存在的。
人们愿意一起生活，并与人为善。我真的相信这些，我被嬉皮士思想和这类哲学深深影响。
带上印度头巾，留着长发，蓄上蔓延到脖子的山羊胡，在我看来就像耶酥基督。但脖子以下，我还是着装正常，不过是一位年轻工程师，宽松长裤，带领衬衫。我从不会穿嬉皮士的怪诞服装，我仍保持中庸，保留我自小以来的风格。无论我多么努力，都仍是中规中矩。嬉皮士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远非衣服和发型那么肤浅，我没体验过这样的生活。我也没选择在奇怪的地方生活，挂一些怪模怪样的窗帘，而且身无分文。我没有吸毒，也不会这样做。
那一时代，不吸毒不喝酒让我与众不同。尤其De Anza二年级之后，多年以来，人们都习惯说：“噢，迷幻药给我们更广阔的思维。”我记得有位叫约翰的小伙子，曾宣称他在用药状态下每科拿到A。
但我想：毒品有益思考吗？嗑药后更为聪明，那是加上药物带来的结果，对吗？那就不是你自己的聪明。而我真真正正希望完全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走向成功。我很聪明，全凭自己就可成功。我从不希望借助其他事物而达到目的。我希望别人只通过我本身来断定我的能力。因此，对毒品，我从不想涉足。
关于饮酒，1980年前，即30岁前我从未醉过。第一次喝醉是在美国飞往斯里兰卡的飞机上。我想以喝酒来消除自己极度的不安。我不清楚他们是否允许乘客醉着下机。总之我竭尽全力自己走下飞机，最终还给海关讲了个极糟糕的笑话：
一位从未见过大象的女士在自己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只逃跑的大象。她大声尖叫，然后报警。“我的花园里有只巨型动物！”她说，“它可以用尾巴卷起蔬菜！你更难以相信它把蔬菜放进了哪里！”
我不记得他有没有笑，我想没有。这不是我通常讲的那种笑话，有点像冷笑话。
无论如何，我不喜欢酒精。它让人们行为狂躁而失态。就像我父亲，他曾经习惯饮用马提尼。我一直都注意到，他喝醉时如何思维异常。特别是我逐渐长大、他慢慢变老的过程中，他喝醉了还会对妈妈大喊大叫，那种行为真是过分，这可与他清醒时大相径庭。
所以，我不曾喝酒和嗑药，正如我先前所说，这也让我和那些想交往的嬉皮士朋友分道扬镳，尽管我们在其他观点上思想一致。在De Anza的第二年，我驾驶自己的第一辆车前往圣克鲁兹。那时四处皆是搭便车的旅行者。我驾驶的是辆紫色可折篷的车。我将其命名为哈勃斯（Hubbs），这名字来源于我的一位古怪的化学教授。但这并非趣闻，因为车和教授都并非真的那般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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