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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就在1936年10月26日的《大公报·文艺》版正中央辟了个四栏宽长方形的专栏，上头是司徒乔画的先生遗容，悼文用大号楷体(专栏以外是新五号铅字)登了一篇不署名的悼文：
“五四以来，万众青年心灵所依归的鲁迅先生，竟于10月19日的黎明，永远地搁下了他那管劲健的战斗的笔，弃我们而溘然长逝了。自有革新运动以来，我们没有过更巨重的损失，更深沉的悲哀。文字表达不出我们的惨痛!五十六年的苦斗生涯，如今他是躺在黄土坯下，宁谧地安息了。但我们坚信他仍以一种更活生更普遍的姿态永恒地存在这世界上的，只要还有不甘心做奴隶的人，追随他那坚实榜样，为着贫弱的中华民族搏战下去。”
关于这篇《悼鲁迅先生》，王鹏写道：“这样破格的版面处理，在《大公报》历史上是少有的。这篇文章，具有‘社评’的性质，行文虽短，却字字有力。撰稿者为萧乾，并经胡政之修改后发表。”
《大公报》还在11月2、3日为伧夫主编的《悼鲁迅》一书免费刊发广告，登载了作者与篇名：胡愈之的《鲁迅——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章乃器的《我们应该怎样纪念鲁迅先生》、邹韬奋的《鲁迅先生死了》、曹聚仁的《哀文学青年导师鲁迅先生》、柯灵的《文坛巨星的陨落》、郑伯奇的《后死者的责任》等，共计四十多篇。《大公报》天津版也在10月21日详细地报道了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这些报道，“为后人研究鲁迅留下了丰富的史料”。
其实，安徽才女苏雪林也写了一篇抨击鲁迅的文章，措辞比王芸生激烈得多，只不过《大公报》未予刊载。半个多世纪后，萧乾才在上海《文汇报》的“文艺”版撰文披露此事，题目是《苏雪林女士来鸿》，文中有这么一段：“她(苏雪林)在信中说，最后一次与我握别是在珞珈山，据我所记，是在1936年的上海，在鲁迅逝世之后不久。她先去找了社长胡霖，捐献了一包金首饰，托报馆转给抗日团体。然后又拿出一部文稿要给我正主编的《文艺》。因此，胡社长立即把我找去，由她面交。我拿回一看，内容是抨击鲁迅的，就立刻请胡社长婉言退给了她。”
萧乾写毕此文时对我说，那包首饰是苏雪林的全部家当，此情可感，然而丁是丁，卯是卯，报馆不能拿原则作交易。
当年，他在缅怀自己从少年时代就景仰的这位文化巨人的《朦胧的敬慕——悼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写道：
……最近，在鲁迅先生灵前，我守了两天灵。
扶着那绛色帏幔，职务使我看见了数千张陌生的但是诚笃的脸，一个个脚跟都像坠了铅球，那么轻又那么沉重地向灵堂踱。低垂的头，低垂的手，低垂的眉眼和心。待踱到灵堂中央，冥冥中似有什么使他们肃然驻足了。敬穆和哀悼如一双按住的手，他们的身子皆极自然地屈下了。然后噙了一汪眼泪，用手巾堵着嘴，仓皇地奔了出来。
最感人的莫如一群小学生的吊唁。在那近三十位小吊客中间，我特别留意一个衣服褴褛、腿下微跛的，他肋下夹着的画册和石版说明了是刚刚放学，如今正是回家或在街头玩耍的时候，然而他却结伴迢迢跑到了这里。那个微跛的孩子，一拐一拐地，一直来到灵前，两只颇清秀的眼睛直直地凝视着鲁迅先生的遗体，然后，又放下肋下的画册，深深地鞠躬。我不信作了那么些纪念周，他还不知道“三鞠躬”的礼数，然而，当我数到第三次以后，他仍向下屈着小小腰身，他一连鞠了七个躬才红涨着脸，也红涨着眼睛，走出灵堂。……
伟大的人格也许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这力量在茫然无知的孩子心灵上时常比成人更深刻，更恒久。
我不知道如果鲁迅先生这时醒转过来，他将会怎样热烈地抱起那个微跛的孩子。
1936年10月，上海
近年，王芸生的哲嗣王芝琛在《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一书中，指出“短评的执笔者是时任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王芸生。”……为此，王芸生“历次政治运动都作过检查，文革时期还不断地‘请罪’”。
原《大公报》老人，后任《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写道：“萧乾也清楚这短评是谁写的。去年某华文报登一署名文章，追叙这一段历史，说按年月，这一短评可能是徐铸成执笔的。萧乾兄看到此文后，忙写信告诉我，赶快去信更正。”
为了保护王芸生，萧乾始终没宣布短评是谁执笔的。最后，由于屎盆子扣到自己脑袋上了，张蓬舟只得公开了短评执笔者的大名：“靳以曾对四川美丰银行上海分行康经理说过：‘这还不是张蓬舟那小子搞的。’真是活天冤枉!解放后，王芸生还因此挨过几次‘批’，他自己曾几次对我说起，并表示过后悔。”
1937年5月，胡老板、萧乾用公费赴雁荡山一游，编辑部的同事们都羡慕地说，这是个美差，老板是在犒赏他。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报馆曾派萧乾飞到北平，随同记者团到宛平去采访。八·一三发生了，他又跑过几趟闸北和大场，还在外滩目睹中国飞机轰炸日本旗舰“出云号”的情况。
租界里也落过两颗炸弹，一颗落在大世界前边，另一颗掉在先施公司后身。萧乾亲眼看到卡车上堆满鲜血淋漓的尸首，擦身而过。
萧乾一连给正在东京留学的“小叶子”发了三封电报。她好容易找到船位，旋即返沪。
10月，日本在东京设立帝国大本营，把战争指挥权集中在天皇裕仁直接指挥的陆海军将领手里。当时我正在北京东单头条的日本小学校读四年级。日本军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原以为，占领全中国易如反掌。到1940年3月我小学毕业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在北平创立了男女中学各两座，小学(那时已改名“国民学校”，战后又改回来)数座。在国内吃不上饭的日本贫民，携家带口拥到中国的沦陷区来，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才一轮船、一轮船地把他们遣送回本国。
195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过总编室主任的郑效洵曾对我说，在旧社会，毕业就是失业，像萧乾这样，还没毕业就定好工作，很不简单。
然而1937年开战后，《大公报》从十六版缩成四版，萧乾被老板解雇了，他只好带着“小叶子”加入逃难的队伍。辗转来到武汉，恰巧杨振声和沈从文也从北平逃到武汉。那时他们正在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杨振声让萧乾也帮助编，叫小两口子搬进了五福堂——他们在珞珈山脚下租的房子。萧乾相信，杨振声这个时期以编教科书的名义给他的待遇，实际上是个人掏的腰包。一行人转道长沙、湘西沅陵，1938年初抵昆明。随后，由于许多读者写信要求《文艺》复刊，胡老板写信给萧乾，要他从昆明遥编。不过，遥编的《文艺》有时半版，有时仅仅两三栏，不啻是不定形的报屁股，他干得不起劲。这时，萧乾在福州英华学校执教期间结识的曹维廉到新四军去了。延安抗敌协会寄来了一封信，邀请萧乾等人到延安去。“小叶子”跟他认真商量赴延安的问题。有人吓唬他们说，一路关卡比比皆是，一旦被扣留，就得蹲集中营，上老虎凳，灌肥皂水。萧乾十六岁上因CY的问题被关进报房胡同的拘留所那次，曾饱尝皮肉之苦。少年血气方刚，顽强地挺过来了。然而自从1929年考入燕大国文专修班后，他就开始靠脑力劳动糊口，变得娇嫩了，脱离了十一岁进地毯房就开始的体力劳动，失去了早年风里来雨里去，与天地拼搏的大自然之子那份坚韧皮实。正因为如此，1928年就入党的、党的好女儿杨刚未能促使他读革命理论的书籍。
当然，他没在对革命怀着满腔热情的“小叶子”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当胡老板打电报给他，要他启程赴港，筹办《大公报》香港版时，他欣喜不已，弄得“小叶子”怫然不悦。
在香港，萧乾干的还是老行当：编《文艺》，并负责一个娱乐性刊物。
《文艺》是在1938年8月13日出刊的。萧乾在第一期上向读者交代了方针。他申明：“《文艺》过去从不登萎靡文章。现在仅仅那样就不够了，我们要把文章变成信念和力量。”
接着，他表示希望保持该刊固有的全面推动文艺的做法，提出不必局限于战争题材。因为对抗战而言，后方也一样重要。为此，《文艺》曾出过《我们的大后方》和《不打仗的作家们干什么》等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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