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心债
三 被文艺女神抛弃(1)

    (1935-1939)

    寡母生前，乐子享受过童年的乐趣。下面是他的自我写照：“六七岁时，在一个婚宴上，我成为所有来客的丑角。我舞动着小手，我为他们学舌着各种熟稔的声音：山喜鹊，卖玉面饽饽的，并且还用手指把脸蛋钩成各种样子，逗得红红喜棚下面泛溢起响亮的笑声。在那么些挤挤碰碰的宾客中，我这个梳了双辫的孩子算是最有功于庆贺的了。”⑥及至短打扮的棚工来拆棚，乐子的小心膛里就酿起了莫名的悲哀。“一个闹得震天的孩子这时怎么垂了头出来呢?没有人明白我，也没人想明白。上了轿车，我妈才把我拢近些，低声问：‘什么闷了你呢?’我噙了一汪酸泪反问她：‘妈，干么拆那棚呢?’她为我问个愣。

    “那以后，我又经历过许多次‘拆棚’。终于，连我母亲那棚也拆光了。在一个初秋的黄昏，我永远丢掉了她，一个最明白我的人。那以后，再没有人拢近我，盘问我那些难缠的糊涂事了。心灵如果比身体更容易患病，从那以后，我便算得了不治之症。”⑦

    杨振声和沈从文认识萧乾比巴金早，但他们未能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巴金和萧乾都在十一岁时丧母，个人气质有相似之处，多愁善感，怕黑暗，怕孤独，忧郁。巴金像个高明的心理医生那样，帮萧乾去掉心上的疙瘩，让他轻装前进。1935年7月1日，萧乾走马上任，在友人巴金、靳以和凌叔华的支持下，他把本来是以传统曲艺及旧闻掌故为主的副刊《小公园》，办得和《文艺》副刊差不多了。杨振声、沈从文先是把《文艺》交给萧乾编，他们只编星期日版。1936年上海《大公报》出刊后，连星期日的整版也交他负责了。从这时起，直到八·一三，萧乾几乎天天跟巴金在一起。刚过而立之年的巴金正在写《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春》。他天天熬夜，拂晓睡上一会儿，再到大东茶室来，一边嚼着马拉糕或虾饺，一边跟朋友们谈文艺，谈对某篇文章的看法。

    萧乾深情地写道，他应该称巴金作“师傅”。巴金是“推心置腹的知音”，他得感激他。

    没有人能公平地衡量这个师傅所给我的影响。有人说我文章像他，如果这曾经是过事实，我便正在纠正这个事实。许多人很成功地模仿着他的风格，我却愿意走我自己的路。而且，若仅是一个文章的私淑弟子，我是不甘心称他作“师傅”的。正因为他影响我的不是文章，那个末节；他不曾做个技匠，教我一桩把戏。他却是个医生，他部分地治疗了我的心灵。这之间，是有许多奥妙的。第一个矛盾，便是他自己也不是全然没病的人。

    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萧乾：心债三被文艺女神抛弃(1935—1939)但那个并不妨碍他治疗我，只要我肯伸出手腕，张开口。他的治疗其实并未深入。他始终不曾祛除我的病根；但那也不妨碍他医术的效果。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我已不是那样一个怪物了。也许一切我的变化依然是我固有的，如果我父母的双方素质平衡起来可以成为目前的我时，也是这个耐烦的师傅帮我调整均衡起来的。

    我的改变很简单。在这师傅的鞭策下，我渐渐学习着忘记自己，而又把广大人生同自己联系起来。于是，像飞翔在蓝空中，我开始忽视了琐细曲折，而试摸到现实的轮廓了。很少人能在这情形下现得丑陋的，因而，在我不坠到地上时，(不幸这是时刻发生的事!)我可以不用憎恨与人接触了。……

    ……我这个人生师傅知道我还爱艺术，他是用艺术的神圣名义斥责我对同类的厌恨。他说，单独一个想写小说的人不应排斥地球上任何一个动物。种类愈繁复，才正是你的运气好呢。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不那样你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学生!

    这个我倒还不曾办到。其实，连他自己也不能真的喜欢所有的人。对于市侩土痞，他就时常掩饰不住他的愤恨。但和非接近不可的人，我能够很平静地处下去了。这样一来，我才明白由他们我可以学习很多，生活因而显得盛茂。

    跟着对人性的“客观”，他驱逐起我的虚无了。这个他不算成功，为了他自己的理想主义的支架也不甚牢固，他可以看得很远，很远。我可以说他在每一封信里皆提过人类，提过民族。对于这些，凡能尽力的地方，他什么也不辞。因而在人间他至少是个热心的人。然而时常对于近在目前的自己，却焦灼烦闷得了无办法。他时常提到工作，甚而革命，然而他也从不忘记死，这个躲闪不开的阱!

    好像合作着一件得意的或者必需的圈套，我接受了他的一切解说。我开始仰起头来。我有了更浓的热望。在工作上，我增大了野心。这趋势，在《篱下集》里还不大看出，因为我是在濡着一管想战斗而是柔嫩害羞的笔。在《栗子》里，我是学习往大圈子里跳了。我忽略了琐细曲折，(也许我也走开了美的河流!)照他的话，我投进广大的人生里了。……⑧

    福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辜也平认为：“巴金那种把个人融入于群体，为人类、为民族而执笔的感世忧国的责任感也明显地影响了萧乾。”⑨

    1936年9月是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十周年，萧乾向胡老板建议，设立“大公报文艺奖金”。另外，为了纪念，出版一部《大公报小说选》。

    1937年5月，公布了获奖者：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

    评判委员散出各地，意见全由萧乾沟通协调。他们是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沈从文、林徽因、凌叔华。

    林徽因编的《大公报小说选》也于当年秋天出版。

    毫无疑问，鲁迅先生逝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六十七年前(1936年)的十月十九日凌晨五时许，中国文坛巨匠鲁迅先生病逝。《大公报》上海版文教记者张蓬舟、文艺编辑萧乾在七时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到鲁迅寓所吊唁、瞻仰先生遗容。他们噙着眼泪在刚装殓起来的先生的身边默默地站了好半天，拍摄了遗物，向许广平女士了解了先生弥留及病逝的经过、治丧委员会的组成后，赶回报馆撰写新闻稿、编写先生事略和编辑先生著译目录，一直忙到深夜。

    “十月二十日，在《大公报》上海版的第四版上，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鲁迅逝世的消息……还登有鲁迅亲属许广平、周海婴和周建人的合影(张蓬舟摄)。这样的报道力度，应该说是重视的。”⑩

    然而，就在这一版的左下角的“短评”栏目中，登载了两篇“短评”，其中《悼鲁迅先生》一文有这么几句攻击鲁迅的话：

    “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青年不少不良影响。

    “……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坛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那天的《大公报》出版后，萧乾“除了愤怒之外，还感到背后被人捅了一刀”。他放下报纸就去找胡政之质问，并要求辞职。老板经过一番调查，下午找萧乾谈话。他“承认短评写得不对，但不肯透露是谁执笔的，只说短评总是由凌晨看大样的人根据当日的新闻临时凑的，并不像社论那样事先经过周密的讨论研究；说追究既往于事无补，你辞职也不是办法，事情既然不幸发生了，还是先考虑一个补救的办法。我遂即提出由报馆在显著位置刊登启事道歉，他表示很为难，而且也不好措辞。最后我提出在《文艺》版上刊登一篇不署名的——即是也带有社论性质的——悼念文章，他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