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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显的事实：社会对这辈新进文学者所要的条件更严格了。这是中国文学向前迈进最好的证据。
1934年12月，北平④
当然，文中没有一句是巴金的原话。这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文学青年与巴金接触后所阐述的对文学和作家的认识。
1933年9月，巴金在北平北海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章靳以处结识了清华大学学生万家宝(曹禺)，他跟靳以是南开初中的同学。这时期与沈从文、卞之琳的交往也频繁。10月，巴金与靳以等筹办《文学季刊》。他跟靳以、郑振铎等出面，在什刹海北岸“会贤堂”大饭庄聚会，宴请朱自清、周作人、杨振声、沈从文等大名鼎鼎的学者、教授、作家。席间郑振铎致辞，恳请大家鼎力协助，把《文学季刊》办好。前三名属于第一代京派文人，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等是第二代，何其芳、卞之琳、萧乾等后起之秀为第三代。
晚年，萧乾在《他写，他也鼓励大家写》一文中回顾道：“我一直认为巴金、郑振铎和靳以于1933年从上海来到北平一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书上一笔。他们不但活跃了北方的文坛，而且也弥合了京、海的畛域。我很幸运，刚好就是在那一年开始文学生涯的。我脑子里就从没有这个地理畛域。北平的《文学季刊》、《水星》以及上海的《文丛》、《文季》、《作家》，都是我成长的园地。这些刊物巴金并不都出面，然而他始终全力支持。多少文艺青年在巴金的鼓励下，为这些刊物写稿。我就是其中之一。……
“巴金不是一位只埋头写自己作品的作家。他关心世界，关心生活，尤其关心在五四火炬高擎下起步的中国文艺。倘若忽略了巴金文学生涯中这个‘行动’的方面，对他的了解就不会全面，对他的评价因而也难以公正。”⑤
在第三节“我的第二位师傅”中，萧乾深情地追述了巴金对他的影响：
前边我谈到巴金对几代青年在思想及人生观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在结束此文时，我想就三十年代我两次内蒙之行，具体地谈一下他早年给予我的启迪。
我是1930年编英文《中国简报》时认识沈从文的。他是我的第一位师傅。他教我怎样写。1933年在海淀蔚秀园我见到了巴金，我的第二位师傅，他首先教我怎样对待人生。
当时，我正为《大公报·文艺》写着文章。巴金对我也说了不少鼓励的话，例如说他读了我的《邮票》挺受感动。但更重要的是，他向我指出，应该把视野放宽，把心放宽，不要把自己关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应该更多地关怀同胞以至人类。这样，作品才更有力量。
我初期的小说，写的大都局限于我早年个人生活以及童年的一些见闻。结识他之后，我一直努力冲破那个小天地。在带有象征意味的《道旁》中，我又反过来劝读者，不要沉醉在安乐窝中而忘记世界的危境。我还写过几篇揭露教会学校的小说。后来在《答辞》中，我曾不厌其烦地提醒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们“不要只考虑个人的出路”，而忘记大时代。
1930年夏天我去过一次内蒙——卓资山。那时我对那里的社会现实也不是毫无察觉，然而我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次避暑旅行。我甚至还站在遍地开满的罂粟花丛中，让人拍过照。尽管蒙古是我祖先住过的地方，可我对那里人们是怎样生活着的，似乎漠不关心。
1934年——也就是结识巴金之后，我又跟平绥路上一位货运员以“黄鱼”身份去了内蒙。这次我从北平、张家口一直跑到包头。沿途我不满足于泛泛地看市容和风景了。在大同，我们摇摇晃晃地踩着湿漉漉的升降机，下了黑洞洞的矿井。在那里，我看到工人们以每天两三毛的工资，在死亡线上挣扎。更使我惊骇的是人间另外一种“井下”：由于贫穷，塞外到处是人肉市场。幼女七八岁就出来卖唱，也有做丈夫的替妻子所接的嫖客低声下气点烟倒茶。大街小巷贴着各种戒烟药丸的广告，可烟馆里烟雾弥漫的炕上却横七竖八地躺着一排排的瘾客。
那次旅行粉碎了我心目中“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归来满怀悲愤心情写了篇《平绥道上》的特写在《国闻周报》上发表，那是我写通讯特写的起点。
巴金是我在文学道路上的第二位师傅，也是我在人生旅途中的一位主要的领路人。在我被世人当做垃圾渣滓而唾弃时，他是我始终不渝的朋友。
1991年7月30日
于北京
在巴金的启迪下，萧乾毕生所写通讯大都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几十年后仍有读者。他去世后，我把《邳州人民怀念萧乾》(程荣华作)和《读〈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姚曼华作)二文收在他的纪念文集《微笑着离去——忆萧乾》(辽海出版社1999年10月版)里。程荣华写道：“萧乾此次鲁南苏北采访是与画家望云结伴同行的，他写文章，望云作画，为的是借文学与艺术的力量推动赈灾工作。果然，这组特写发表以后，救济灾区的捐款‘显著地踊跃起来’(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这也许正是多灾多难的邳州人民至今深深怀念萧乾的更为直接的原因吧。”姚曼华在文章末尾提出：“吁请教育当局把它（萧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选作中学语文课的读物或辅助读物吧——以便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了解我们云南先辈曾对抗日战争做出过怎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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