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心债
一 在暗淡的灯光下(2)

    后来，为了多挣些钱，这位寡母索性把孩子丢给他的大堂姐照看，自己出去佣工。她在好几家干过，待得最长的是羊管胡同(在东直门内)的齐家花园和流水巷(在北小街)的周家花园。她主要是做绣件。由于她有文化，知道自重，主人称她作“萧大姐”。在众多婢仆中，她是惟一被允许和主人同桌吃饭的。每月挣三块大洋，她悉数交到家里，作为儿子的生活费，偶尔有点赏钱，就悄悄地存在坐落于马将军胡同的姐姐家，以便儿子不时地去打打牙祭。

    萧乾一生怕孤独，怕黑暗，都是早年的遭际造成的。他告诉我，有时想妈妈想得厉害，就溜到寡母佣工的大宅院门外，眼巴巴等着里面有人出来。有时等半天也不见个人影儿，好容易遇上一位好心人，这才捎个口信儿进去。妈妈闻讯鬼头鬼脑地赶到门口，叮咛几句，就连忙把娃子打发走。倘若主人肯发善心，哪怕让孩子到下房待上几分钟，冬天烤烤火，夏天喝口水，娘儿俩的心情原是可以得到宽慰的。及至寡母累病了，就立即被辞退，没钱延医，贫病交迫而死。

    寡母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定要让孩子读书。萧乾六岁时，进北新桥新太仓一座姑子庵里去读私塾。半年后，她又把他送进九道湾一家私立的“新式”学堂。萧乾九岁时，四堂兄说，安定门三条有一座叫崇实的洋学堂，正在招生。穷学生可以半工半读，不但免交学杂费，出了师还可以挣上块儿八毛的。寡母那时正病在家里，听罢这个消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这下子孩子就能自食其力，完成学业了。由于已经念过两年书，萧乾插班入了三年级。两年后，寡母是含着爱子用头一次挣到的钱买给她的一牙苹果谢世的。若干年后，萧乾把这次的亲身经历写进小说《落日》。

    正是慈母的殷殷期待，成了日后鞭策儿子的动力。每次遇到挫折，母亲那憔悴的面孔就浮现到他的眼前。他暗自发誓：“我是独根独苗，我得为我那寡妇妈争气!”

    萧乾的二叔和三叔都续过弦。二叔房有三男二女，三叔是二男二女。四堂兄是二叔的小儿子，毕业于齐鲁大学。他娶了个美国姑娘，叫安娜。安娜生于1892年5月，1991年8月30日逝世，活了虚岁一百。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大学毕业后，不远万里到中国来传教，嫁给了萧乾那个身材高大的四堂兄。萧乾从九岁起就跟着她学英文，她给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堂弟起了个洋名字：罗勃特。她不仅教他做英文作文，还教他如何待人接物。萧乾的第一杆钢笔是她送的。她告诉萧乾，不可向人家借容易损坏的东西，如钢笔、照相机。一个夏日，萧乾拍着自己赤裸的胸脯说：“我有个结实的胸脯。”安娜不失时机地说：“罗勃特，你还应该有一颗善良的心。”安娜的大女儿萧语平生于1928年。也就是说，婚后多年，这对夫妇才生儿育女。我家里存有一张1930年夏天萧乾蹲在地上与刚刚咿呀学语的小语平的合影。那一次，安娜和一批美国朋友在卓资山野营，把萧乾和语平带去了。萧乾说，那两周，他的英语长进了不少。1949年以前，不论身在何处，他都没忘记每逢圣诞节给她发贺卡。1949年以后，出于谨慎，萧乾和这位“洋嫂子”断绝了来往。亏得双方都长寿，1979年8月萧乾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文学交流活动，并到耶鲁等大学讲演。接着到安娜家去，与她团聚。原来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安娜的胞弟就多方奔走，终于在1974年把在中国定居将近六十年的她接回美国。1983年萧乾应邀赴美国讲学，我也陪同前往。九十一岁的安娜在四个儿孙护送下，从洛杉矶乘汽车专程到加州大学圣迪戈分校来跟萧乾见了最后一面。1986年萧乾在美国纽约大学讲学时，也给安娜打了电话。然而那时她的听力已很差，无法跟她沟通思想了。

    萧乾是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的。自1921年起，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学习织地毯，下午才上课。所以好几门重要的功课(国文、算数、物理等)都没念到。中间还送过半年羊奶。每月挣一块五毛钱工资。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孤儿萧乾已有了四年工龄。起初干的是绕线的活儿，最后织上了土耳其毯子。每个月他们都看见，在师傅们的监督下，把毯子装进箱子，往美国运，一方尺照若干美元计算。在洋学堂里的见闻，使少年萧乾的头脑里有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工人顾正红和上海的爱国青年在南京路上所淌的鲜血跟这个工读生肚子里的苦水汇合了。

    北京学生沪案后援会宣告成立，全城的公立和私立学校统统罢课。在这场反英运动中，崇实的美国校长是站在英国一方的。他原想阻止本校的学生罢课。此计不成，又想逼迫工读生复工。岂料遭到反抗。于是，他携家带口逃到北戴河去了。

    那阵子，萧乾每天一早就去糊一面面小纸旗，写上反帝标语，组成宣传小分队，大街小巷去串。游行队伍走过东交民巷时，只见洋兵早已在路口架起机关枪，严阵以待。

    这个时期，少年萧乾结识了四堂兄在齐鲁大学的同学李安宅。他借给萧乾《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与海关》、《共产主义ABC》，还经常在海淀老虎洞李家开小组会，使萧乾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萧乾常对安宅骂宗教。安宅却要他假借宗教这个形式来开展活动。于是，萧乾在崇实组织了一个“少年互助团”，又经安宅介绍，参加了校外的“十人通信团”。开会时，他们各自抱着一本《圣经》，说是在“查经”。通讯里，“耶稣”长，“上帝”短的。萧乾还联合校内同学来对付一个姓马的斋务长，他们给他取了个外号：“马猴儿”。从此，工读生萧乾就成了校方的眼中钉，他本人却浑然不觉。一次，李安宅要去外地(后来才晓得是库伦)，就把他介绍给于道泉。李安宅和于道泉都是中国共产党员，不过，起初他不知道。“这样，没经过仪式，没填什么表格，我就成了CY的一员。当时我是出于一种反抗情绪，满以为这么一来，世上的不公正以及一切恶人恶事，就可以一举消灭了。……(李安宅还)告诉我，除了他们两人，谁也不知道我这个关系。”(《未带地图的旅人·黎明曲》)

    那个寒假，少年萧乾应邀到同学钟贻燕家去过年。钟的父亲是留英学机械的，在清河织呢厂当总工程师，是位实业救国论者。他问：“秉乾，你长大了干什么?”

    萧乾豪迈地答曰：“我要当革命家。”

    钟总工程师听罢，哈哈大笑。

    当时，北京城是张作霖的天下，张作霖敌视革命，北方军阀的侦缉队决定把萧乾抓起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将支持“少年互助团”的革命者一网打尽。一个星期六下午，其他住宿生统统回家去了。孤独一人的萧乾无家可归，独自在操场的一角看书。姓彭的同学(后来才晓得他父亲就是个侦缉队长，专门抓赤化分子)诱骗他到学校的门房去，埋伏在那儿的两个便衣不费吹灰之力就逮捕了他。

    萧乾在报房胡同的拘留所里被关了五天。一共过了三堂，每堂都是三个审官。由于他宁死也不肯供出领导他的人，被打得双臂火辣辣地疼，爬不上炕了。他伏在那里，想稍微缓口气儿，一道鞭子又拦腰抽来了。

    萧乾一口咬定自己是基督教徒，只承认组织过查经班。第三天，审官给他看了个油印的簿子，说是从求实中学抄到的，大概是全市或是东城一带学校里CY成员的名单。在他的姓名底下，不但有年龄、籍贯，还有几句鉴定的话。这下子他心里确实有些发慌。

    “这样一来，我无话可说了，当时至少对于组织有些诧异，觉得是太大意了。这感觉是造成了我以后‘无党无派’思想的一部分原因。”(《我的自传》)

    第五天上，萧乾忽然被传了去。他以为要被押解到鼓楼燕儿胡同呢。(他曾听两个看守在闲聊，说是到了那儿，就会给这些被拘留者“尝尝厉害”了。)原来崇实的洋校长亲自跑到拘留所来了。他郑重许诺，今后由学校继续软禁这个学生，不准他参加任何活动。在这样的条件下，把他保出来了。萧乾在被学校软禁期间得悉，两个便衣押送他到拘留所的途中，在电车里刚好给二堂兄撞见了。二堂兄在保安队做事，知道小堂弟的处境非常危险，就赶紧告诉了安娜和她的丈夫。安娜连忙去见崇实的洋校长，为她的罗勃特求情。这之前不久，一个美国教育家曾对学校的一部分学生进行智力测验，萧乾的成绩最好，属于超常智慧。洋校长认为这个工读生给学校添了光彩，又看在美国同胞安娜的面子上，这才把他从虎口中解救出来。萧乾还打听出，李安宅已机警地避开了，于道泉则闻风遁入雍和宫喇嘛庙中，学起藏文来，一学就是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