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心债
一 在暗淡的灯光下(1)

    (1910-1928)

    萧乾是察哈尔蒙古族，今内蒙锡林郭勒盟镶黄旗。祖先是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重编察哈尔八旗之后，进关入京的。1910年1月27日，他出生在北京东北城根一个贫民家庭里，是个遗腹子。下面是他对父亲的描述：“关于我那位从未谋过面的爹，我连张照片也没见过——他也很可能从来没照过相。我曾从大人的谈话间拼凑出他的形象：他个子高大，坐在炕沿上，腰身总成直角。据说他一辈子也没笑过几回。……他是负责看守东直门的。”①接着还提到，1956年审干时他才亮出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从此就改填“蒙族”了。

    萧乾最后住院期间，由我出面向中央文史馆要了一份他于1950年9月10日写的“我的自传”复印件。第一页“家庭成份”一节中有这么一段：“我的父亲(萧秀林)是蒙古人，随满清进关帮凶的。最近从亲戚处打听，他的‘官职’是‘牛儿詹爷——伯什户’，专司蒙人婚丧登记的。”

    我怀疑担任过这份“官职”的是萧乾的祖父。因为专司蒙人婚丧登记的“牛儿詹爷——伯什户”，与“看守东直门”，完全是两码事。而且“看守东直门”，也算不上是“官职”。萧乾早在1950年就说清楚了“父亲是蒙古人”，却误以为一直隐瞒到1956年。

    萧乾的父亲是老大。二叔和三叔均早婚，三叔的大女儿(萧乾称她大堂姐，或“老姐姐”)足足比萧乾大二十岁。1960年4月这位“老姐姐”病逝，我代表萧乾(当时他尚在农场)为“老姐姐”出了一半丧葬费，跟她的胞弟(三堂兄，萧乾背后叫他做“麻哥哥”，因为脸上留有浅麻子)和异母同父弟(六堂弟，萧乾管他叫“老六”)一道将她的棺木送到八宝山去落葬。这时才知道这位“老姐姐”为什么独身。原来辛亥革命前，由于萧乾的祖父有个“官职”，家境尚好，还在炮局胡同自购了一座四合院。“老姐姐”性格开朗，聪明绝伦，受爷爷宠爱，带她去看戏，听一遍就能把戏文背下来。二十世纪初叶，女孩子到了十五岁就赶快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萧乾：心债一在暗淡的灯光下(1910—1928)出嫁，由于爷爷舍不得让这个孙女出门子，一晃儿她就成了“老姑娘”。1911年乾坤扭转，祖父丢了“官职”，生活难以为继，嫁妆也拿不出来，只能嫁到“破落户”或赤贫之家去。“老姐姐”不肯丢身份，遂终身未婚。其实，萧乾的二堂姐也独身，她是基督教徒，在金鱼胡同东口的女子青年会工作了大半辈子。1956年我见到她的时候，口齿清楚，动作麻利，丝毫也不像是将近六十岁的人。职业妇女就是不同。一辈子围着锅台转的“老姐姐”，却过早地衰老了。萧乾和我于1954年结婚后，曾把“老姐姐”接到我们当时住的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来住了两个月。那年她已经有老年痴呆症的迹象了。萧乾买了两张电影票，雇了一辆三轮车，让她带着前妻谢格温所生六岁的孩子到大华电影院去看了场电影。看完后问她感想，她只说了句：“里面在下雨。”估计是片子旧了，有时银幕上出现一些道道。尽管“老姐姐”已失去了年轻时的好记性，但善良宽厚，很有人缘儿，她走的时候，同院的人都来送她。

    萧乾小时多亏有她。他经常念叨：“‘老姐姐’是我半个母亲。”“‘老姐姐’是我童年的梦。”

    十六岁上，萧乾与“麻哥哥”决裂了，然而他还不断地去看望“老姐姐”，每次都给她留些钱，还送过她金戒指。落葬那次，麻哥哥请人在八十厘米高的墓碑上刻了“老姐姐”的大名和生卒年月。在棺材入土的部位安放了底座，将墓碑竖在上面。我们三人都以为这样就一劳永逸了，我还在一封长长家信中把为“老姐姐”送殡、下葬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老伴儿，他正在柏各庄国营农场“监督劳动”。萧乾于1961年6月正式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到单位报到后，他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在“麻哥哥”的陪同下去给老姐姐上坟。岂料在陵园里找了三个钟头，也未寻觅到一年多以前竖立的那块墓碑。当天晚上，我跟萧乾一道琢磨了好久，这才恍然大悟。连棺材带丧葬费，家属共花了七百元，并没有购买墓穴。棺材入土后，家属愿意在地面上竖一块墓碑，陵园方面也不禁止。然而，棺材源源而来，只好把旧墓碑一一处理掉，原地再竖起新的。幸而“文革”伊始废除了土葬，否则早就爆满了。

    “麻哥哥”没有胞姐那份宽厚，脾气暴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早年他在蒙藏学堂读书时得罪了人，“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报复，被迫害致死。老六性格懦弱，十年浩劫，打砸抢的场面把他吓得神经出了毛病。进入新时期，他的妻子患癌症去世。每逢政协开会，他都抱上一大包资料来找萧乾，要求他替弟媳申诉。到了1994年，我看到他显得体力不支，就苦口婆心地劝他说：“老伴儿虽然先走了，儿子儿媳对你这么孝顺，千万别乱跑，让小两口子着急。”从此他就不再来了。他是萧氏六兄弟中惟一跨入新世纪的，现在已九十开外了。

    萧乾总是念叨，母亲去世时他才九岁。有一次，他的三堂妹(六堂弟的胞妹)刚好在场，她证实伯母死于1920年，萧乾已满11岁。

    萧乾常说：“我母亲长得什么样儿，我都不记得了。好像没见过几次面，她就走了。”但是，寡妇妈的影子不断地萦回在他的脑际。七十年代中叶，我们住在北小街门楼胡同(当时易名喜报胡同)的八米“门洞”里时，我曾陪他去寻觅小菊儿胡同的故居，他那个苦命的妈，就是在那儿去世的。一家家地挨着找，却怎样也找不到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座小房子了(他只记得，院子里还有一棵枣树)。九十年代初，新华社摄影记者李明放又陪我们去踏访坐落在羊管胡同的萧乾的出生地，也扑了个空，只在胡同里拍了几张照片。

    萧乾去世后，《光明日报》摄影记者柳琴陪我到羊管胡同一带去转了转，遇到了一位祖祖辈辈在这里定居的老人。柳琴有个舅舅，早年曾任东直门外东正教堂大主教。通过这层关系，她打听出，萧乾的外祖父姓吴，是蒙八旗科尔沁亲王吴克善的后裔。他在北京定居后，娶了个姓李的汉族姑娘。萧乾的母亲是这对夫妇的二女儿，所以实际上萧乾身上有四分之三蒙族血统，只有四分之一汉族血统。萧乾的母亲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街坊邻里称她作吴二姑娘。她生得面目姣好，幼时家境小康，念过几年私塾，擅长刺绣，有抱负，想做个职业妇女，一来二去的误了婚期。

    萧乾的父亲不善言谈，永远绷着脸，从未带过笑容。他是长子，两个弟弟都结了婚，有了子女，他却直到四十多岁依然打着光棍。后来还是他的兄弟在一次婚宴上，遇见了这位吴二姑娘，遂给他们两下撮合，让大哥成了亲。

    尽管生于忧患，娃娃却不识愁滋味，总是乐呵呵的，寡母给他取个小名儿叫“乐子”。老天爷“为我安排下那么一位善于遣愁的母亲；纵使在我们快断了粮的日子，她也还能把我拢在怀里，低吟着《槐树黄》一类歌谣。由她，我又承袭了一片阳光，一泓暖流，对生命的一股热情。她教我愉快，乐观，好意地估量别人，对万物普遍地发生情趣。

    “如果她活下来，我先天承袭的那点忧郁应该可以克服了的。……由于母亲的宽纵，我把整个自我都投进昆虫和植物的世界里去。她节省下柴米钱为我买八分的蟋蟀，过冬的纺织娘，还任我同邻舍孩子去野地采集各色无名的野花。她有许多当愁的事，她全留给自己，却不肯分给我一点。在霉湿漆黑的角落里，她还竭力挖个洞口，使茁长中的我得以披满阳光。……”②

    “我妈妈是个逆来顺受的老实人，一个受气包。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就总看到她同大堂姐从外面揽来活计，在家里做。……她手不离针线，炕上总是大堆大堆裁好的布料和棉花。”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