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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把这样的一个人单单看做中国文艺界的珍宝是不够的。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着思想的火炬，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
当时巴金才三十四岁。进入新世纪再来审视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我们会发现，“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一语，又何尝不适用于巴金本人!他从来不是个“美文家”，写《随想录》时，他是在“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感染读者的，正是这位世纪老人那腔真诚，作者那人格的魅力。粉碎“四人帮”后，一晃儿二十八年过去了。进入新时期以还，犹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巴金高举思想的火炬，启发国人反思，号召大家讲真话。
1936年12月，巴金应萧乾之邀，参加了《大公报·文艺》为曹禺的《日出》举行的讨论会，会后观看话剧《日出》。
巴金于这一年的冬天迁入上海拉都路敦和里二十一号(现为襄阳南路306弄22号)二楼，替携眷赴广西大学任教的马宗融看家。次年7月因罗淑返沪，遂搬到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仍和索非一家同住。就在这个冬季，巴金结识了萧珊，他的生活中惟一的女性。
巴金自少年时代起就有执著的追求，却又不擅长行动。他把对人类的爱，对光明的向往，与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结合起来。国内那些只讲奉献，不图回报，勇于牺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感染着他，而他的精神支柱是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理论家克鲁泡特金。他把郁积在心中的激情、愤懑、苦闷化为文字，写成一本又一本的书，借着与读者交流和沟通来取得内心的平衡。
由于巴金有着崇高的理想，事业和写作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直到三十二岁的时候，一颗心才被有着一双美丽的眼睛的女孩子征服。她就是后来成了巴金夫人的萧珊。“萧珊并不姓萧，原名陈蕴珍，浙江鄞县(宁波)迎凤桥人。原来在上海爱国女中读书，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她曾经和她的好同学陶肃琼一道去请过巴金和靳以到学校演讲，两个人因此结识了巴金和靳以，陶肃琼后来也终于和靳以结合了。”
巴金与萧珊经过长达八载的恋爱，于1944年5月8日在贵阳花溪小憩结婚。婚后，他把萧珊打发走，只身留在贵阳，“开始创作《憩园》……他在筑渝道上，继续挥笔写小说，一直写到重庆，才完成《憩园》。……巴金完成《憩园》后，又以民国路的房子为背景开始构思《寒夜》……”
毫无疑问，《寒夜》是巴金最成熟的一部作品。少女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曾使我深受感动。(当时读的是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版本，译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汪文宣让人联想到小涅莉。《寒夜》继《憩园》之后问世，说明巴金的小说越写越好。那时他已有了二十年的写作实践，作品中的人和事，又都是他所熟悉的，读来特别真切。
巴金在1961年秋完成了《三同志》，由于实在对它不满意，一直未发表或出版过。1993年才收入《巴金全集》第二十卷里。此作前有个插页，作者表示：“我写了自己不熟习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巴金1990年1月8日。”《三同志》的篇幅跟《寒夜》差不多，估计作者在这部失败之作上花的精力超过了《寒夜》。他在第二十卷的代跋里坦言，他曾答应孔罗逊，从《三同志》中抽出几章发表，于是“找出旧作，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越读心越凉，最后不得不下决心，丢开这个废品，根据杨林的事迹另写一个短篇”。
这就是收在《巴金全集》第十一卷里的《杨林同志》。
研究巴金，就不可能绕开无政府主义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巴金在接受唐金海、张晓云的访问时，关于自己受到的无政府主义影响，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是追求真理。‘五四’时，大家追求新思潮，当时各种思想进来，无政府主义也是个思潮。我先碰到它，读了《告少年》等小册子，它那反抗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热情鼓动了我。……我要是当时不相信无政府主义，也许不会写小说。……我创作时，首先是有感情要倾吐，生活培育了我的爱和憎。我写人物，写性格，我不是为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才去写作的，不是的。……我是个爱国主义者，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从前为什么边写作边感到痛苦?因为我爱国，反封建，要改造社会，但对无政府主义又了解不全面，它不能解答我时时碰到的实际问题，所以，我又有很多矛盾，才有苦闷，才有新的追求。”
苏联B彼得罗夫在《巴金的创作道路》(1959年)一文中指出，“巴金受到的无政府主义影响主要是其中对社会不平、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毫不妥协的那一部分”。
回过头来看看萧乾。
1935年秋，鲁西闹大水灾，天津《大公报》安排萧乾和画家赵望云去采访，他画，萧乾写，文图并茂，在报上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捐款源源而来，为此，报社还成立了赈款委员会。
望云是河北束鹿县辛集人，出身寒微，乡绅王西渠资助过他。王树藏就是这位乡绅的独女。亲娘生下她后不久，就驾鹤西去。后母比她大不了几岁，还添了个弟弟。萧乾通过赵望云的介绍结识王树藏时，她正在北平念高中。她是抗日救国运动的积极分子，因参加一二·九游行而受伤。一二·九的次日，萧乾从天津赶回北平，陪同斯诺夫妇前往几家医院，慰问负伤的同学们。斯诺夫妇非但参加了游行，还立即向国外作了报道。当天傍晚，萧乾去看望躺在宿舍里的树藏。
回天津后，萧乾以燕京大学校园为背景，根据自己在北平的见闻写了《栗子》。1934年秋，他曾以女学生由于参加爱国游行而被军警殴伤为主题，写过一篇《小树叶》，刚好能配合一二·九运动。于是，他把该文发表在当年12月30日的《大公报·文艺》上。从此，萧乾给树藏取了个昵称：“小树叶”，也叫“小叶子”。
1936年夏，萧乾与十九岁的王树藏在南京中央饭店举行了婚礼。主婚人是树藏的一位在南京工作的叔叔。婚后，小两口子到杭州度蜜月，萧乾在九溪十八涧为趟水的“小叶子”抓拍了一张小照，至今保存在他的照相本里。
“小叶子”之所以急于结婚，是为了远走高飞去求学。萧乾对我说：“她是为了离开娘家才结的婚，我是为了要个家。”婚后不久，“小叶子”就赴日留学去了，萧乾托付张香山等友人照顾她。
萧乾的作品中最为评论家所赞许的《雁荡行》和《梦之谷》是在与“小叶子”结为伉俪后写的。
1937年5月，《大公报》老板安排萧乾化名参加一个旅游团，回来写一批“山水通讯”。一共逛了十八天，旅游团在杭州散伙。稿子是在西湖边上写完的，回到上海，立即见报。
台湾的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称誉萧乾的散文“畅而美，富于想象，语汇清新，描写生动。在三十年代兴起的新作家中，论才华仅有何其芳与他并比。以游记来说，读了他的《雁荡行》，郁达夫的山水记游更黯然无光了”。
关于《梦之谷》，萧乾在晚年写道：“不作为小说，而作为一个青年的感情记录来读，我认为它还是我的血泪之作。……书是在战火中印出的。尽管巴金还是把它编入他那套《长篇小说丛书》里，却老早就已被人们遗忘了。不料1979年访美途经香港时，友人送了我一部台湾评论家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1976年香港昭明出版社)，其中有一段对《梦之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者甚至把它列为‘五四’以来十部他中意的长篇之一。这当然给予了我莫大的喜悦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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