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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澄清事实，巴金写了《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义正辞严地指出，著名的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阿斯加索和他的同志们在当年7月20日，“奋勇地与叛军搏战，终于受了炸弹而壮烈牺牲。他是为西班牙的自由的第一批殉道者中最光荣的一个。”原来1927年巴金在巴黎读书时，阿斯加尔、杜鲁底、何威尔这三个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正亡命法国。1931年革命爆发，这三个亡命者回到西班牙去参加。加泰尼亚自治省革命防卫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十一个委员中‘安那其’占了五个……CNT的代表三人，第一个便是杜鲁底。”
徐懋庸其实是借着当时小报上的一些不实之词来“含血喷人”，指桑骂槐，巴金手里却“有CGTSR的机关报，上面有CGTSR的书记伯拿和CGT的书记石屋的往来信件，足以证明徐懋庸的话是一种诬陷”。
紧接着，巴金又在9月23日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一篇真实的小说》，进一步阐述道：“我们都知道在西班牙目前正进行着一个血的斗争，而这斗争正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对于西班牙的前途和那斗争的成败，我现在还不能够说一句决定的话。但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在CNT的旗帜下团结的一百三十余万工人不是拼着最后的一滴血在各处的前线上战斗吗?在西班牙的斗争中‘安那其’占着一个极重要的地位，甚至莫斯科《赤星报》的社论也公然承认的。”
进入新世纪，张小红在《世纪》杂志(2004年5月号)上发表《徐懋庸的坎坷人生》一文，披露了1957年徐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1977年去世等事。“1978年12月，党对徐懋庸的右派问题作了改正，恢复他的政治名誉……”他被列为“二十四位左联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徐懋庸的遭遇固然值得同情，但他明明知道鲁迅在生病，不跟任何人商量就给鲁迅写这样一封信，确实欠缺考虑。鲁迅不得不花四天时间回信，搁笔后两个半月就驾鹤西去。我看了巴金这两篇文章，恍然大悟：原来中国的“安那其”是“怀着热烈的希望，坚强的信仰，自己牺牲的精神忍耐地工作”的。
要想了解巴金，必须首先了解“安那其”，因为一个人少年时代的信仰，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我对日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略知一二。在日本，由于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而受迫害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是有良知者，他们的活动早于日本共产党。1906年2月，以利彦为中心的日本社会党成立。当时的首相西园寺公望比较开明，曾在青年时期出版过提倡自由民权论的报纸。内阁稍微采取了一点自由主义的姿态，允许社会党在“国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在日本才有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公开活动。1908年6月22日，日本社会主义者在东京神田区的锦辉馆召开大会，庆祝社会主义者山口义三出狱。大杉荣等人打着写有“无政府共产”字样的红旗，准备举行示威游行。结果与警察发生冲突，大杉荣等十五个人被捕。登峰造极的是大逆事件，也叫幸德事件。幸德秋水出身贫寒，1897年参加社会问题研究会，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03年创办《平民新闻》。该报因反对日俄战争被查封，他被捕入狱。获释后逃到美国，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1907年回国后，反对社会改良主义，组织工人进行激烈的活动，成了日本政府的眼中钉。1910年5月，桂太郎内阁以莫须有罪名逮捕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并以阴谋暗杀天皇罪(大逆罪)对其中二十六人起诉。1911年1月24日，幸德秋水等十二人被处决，另外十二人被判无期徒刑，其余二人分别被判八年、十一年有期徒刑。
我手头有一本《文艺读本·石川啄木》(河出书房新社1976年版)。其中有一篇日本评论家平野谦于1951年8月所写的《石川啄木与大逆事件》。平野指出，森鸥外、永井荷风、石川啄木是分别站在统治者、读书人、人民的立场对大逆事件做出反应的。幸德等人被捕一事，使二十四岁的诗人石川啄木受到极大冲击。他开始阅读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探讨靠社会主义来变革社会的道路。8月下旬，撰写《时代闭塞的现状》一文，指出：“强权统治着全国。……于是，现在我们青年为了免于自趋灭亡，终于到了必须意识到这个‘敌人’的存在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一齐站起来，首先向这个时代闭塞的现状宣战。”西乡信纲认为，此文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评论”。1911年1月3日，石川啄木借到了幸德秋水的“狱中书简”，读毕深受感动，认为“惟有无政府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结局”。他花大量时间来誊写整理《平民新闻》的报道和大逆事件的有关记录，就连朝日新闻社的记者们捐给他的一笔养命钱也孤注一掷，用在购买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和稿纸上。他于1912年因肺结核，贫病交迫而死，年仅二十六岁。
在残酷的现实环境里，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论、社会理想最终破灭了。然而它为在黑暗中摸索的中日两个作家照亮了前进的路。中国的巴金脱颖而出，成为饮誉世界的大作家。日本的石川啄木倘非病死，由于思想激进，肯定逃脱不了被政府镇压的命运。就拿社会主义运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来说，他对克鲁泡特金有研究，还在东京于1908年4月为中国革命党党员开办过世界语讲习会，听讲者有二十名。1923年曾赴柏林参加国际无政府党大会。当年9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宪宾大尉甘粕正彦趁着混乱逮捕了他和妻子伊藤野枝、年仅七岁的侄儿桔宗一，于9月16日将三人绞死于宪兵司令部，将尸体抛入井中。巴金于次年5月在广州《春雷》第三期上发表诗文、《大杉荣著作年表》等，均署名芾甘。
巴金是幸运的，中国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他。少年巴金通过克鲁泡特金的作品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百岁巴金被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巴金是神州大地的土壤培育出来的，日本不可能有鲁迅，也不可能有巴金。
日本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川端康成于1968年获此殊荣四年之后，为盛名所累，含煤气管自杀。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大江健三郎于2000年夏季应邀访华之际，曾在社会科学院的礼堂讲演。他语重心长地提到，当他告诉母亲自己荣获此奖的喜讯时，母亲立即说：“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鲁迅都应该得奖，泰戈尔获奖了，当之无愧。鲁迅应该得，没有得。比起这两位泰斗级的作家来，你还差一大截呢!”
鲁迅生前就有不少日本友人或仰慕者。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6年出版了《鲁迅书信集》(两卷本)，下卷的“致日本人士书信”，有二十封出自我的译笔。1936年7月我们举家从东京回到北平后，父亲预定的杂志还源源而来，其中的一本是鲁迅先生逝世后，《改造》杂志出的悼念专刊。说起来，我还是通过日本书刊，最早接触鲁迅的。近年译的《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诗选》(作家出版社2002年8月版)中，写得最好的是缅怀鲁迅的《文学界的巨人，精神文明的先驱》。为了纪念鲁迅留学日本一百周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已于2002年聘请日本创作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为该馆名誉顾问，池田大作于4月8日下午在东京接受了聘书。
1936年8月间，经萧乾介绍，巴金与《武汉日报》副刊主编凌叔华晤面。后来把童话《隐身珠》给了她，发表在《武汉日报》(9月29日)上。
10月19日上午8点钟，巴金偕同曹禺到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去拜访鲁迅，方知先生已于当天清晨5点25分逝世。下午3点半遗体移入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巴金等人陪送。19、20、21日，巴金接连为鲁迅守灵。22日下午出殡，安葬在万国公墓。
萧乾也守了两天灵。
20日在万国殡仪馆守灵时，巴金发现了当天的《大公报》上所刊载的那篇表面上是悼念，骨子里是攻击的“短评”。四十五年后，萧乾回顾道：“巴金气得几乎跳了起来……也就是那天，当他一听说我已经找报馆老板抗议并且提出辞职的时候，他立刻给了我有力而具体的支持，要我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多亏办事极为认真的胡政之(胡霖)及时采取措施，挽回了影响，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巴金在《悼鲁迅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写道：
“鲁迅先生逝世了!……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的一句话。然而我们并不想称他做巨星，比他作太阳，因为这样的比喻太抽象了。他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壮观。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他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同情的帮忙。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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