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忏悔”
三 小三子和小叶子(1)

    (1934-1939)

    1934年11月3日，巴金乘“浅间丸”号轮船从上海起航，7日抵日本横滨，住在友人武田武雄家。他从旧书店里购买了十几本《现代文学全集》，其中芥川龙之介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现代的中国有什么东西呢?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全都堕落了吗?尤其是艺术，嘉庆道光以来果真有一件可以自豪的作品吗?”

    巴金读罢，气愤不已，随即写了一篇题作《几段不恭敬的话》的杂文，署名余一，发表在1935年1月5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巴金对日本当时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一些作品，做了分析批评，并跟列夫·托尔斯泰、左拉的杰作予以比较，指出日本文学内容无非是“个人的悲欢离合，英雄侠士的超人事业……日本文学实在是无足观”。巴金认为日本人在艺术上“故意雕琢刻画，在文字上玩尽了巧妙的把戏……真正的艺术……是在把人类联合起来，而不是将人类分离”。他针对芥川龙之介的荒谬论点，援引日本音乐、绘画、文学等方面的资料，论证现代日本的艺术“已经堕落到了怎样可惊异的程度”。关于芥川，他写道：“除了形式以外他的作品还有什么内容吗?我想拿空虚两个字批评他的全作品，这也不能说是不适当的罢。”至于岛崎藤村，竟然“不顾自己的哥哥(即侄女的父亲)的劝阻，不顾念到侄女的将来”，以这场乱伦为主题写了长篇小说《新生》。“岛崎氏固然因《新生》增高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但那位节子姑娘一生的幸福却从此断送了。”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对《新生》如此严厉的批评。现实情况是，被名作家、亲叔叔岛崎藤村糟蹋了的节子在日本已没有容身之地了，只好躲到当时沦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台湾，度过暗无天日的余生。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35年2月下旬，巴金离开横滨，赴东京，住进神田区的中华留日青年会宿舍，在楼下食堂就餐。白天学日语，晚上看书或写作。

    由于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预定于4月7日到东京访问，日本警察署实行“政治大扫除”，五个便衣“刑事”于6日凌晨破门而入，蛮横搜查，并把巴金带到神田区的警察署。受审讯的过程中，得悉梁宗岱家也被搜查过。巴金的警惕性很高，警察找不到任何破绽，拘留十四小时后就把他释放了。

    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巴金：“忏悔”三小三子和小叶子(1934—1939)关于巴金这个时期的心路历程，陈思和写道，对巴金来说，像“这样面对面的受‘审讯’还是第一次，与犯人关在一起也是第一次，特别是他所面对的，是当年残酷杀害过幸德秋水、大杉荣以及吉田大次郎的日本政府鹰犬，不能不使他愤怒。……巴金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的思想感情的过渡与变化正是在东京时期发生的。从这时起，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巴金总是并重着无政府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双重的身份。”

    8月上旬，巴金离开东京到横滨，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回国。他在日本逗留了九个月。

    1934年7月至1936年7月，我随家人在东京住了两年，在麻布小学读书。当时还是个小学生，但对巴金的遭遇感同身受。日本于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后，把侵略邻国作为国策。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看来，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而且在本国，从娃娃起就灌输这种思想。日本靠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完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甲午战争中，大清帝国败了，赔偿二亿两白银，日本明治天皇下令，悉数用来办教育。于是十九世纪末，岛国日本就消灭了文盲。日俄战争是日俄两国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争霸，我国老百姓死伤无数，土地遭到蹂躏。至于自九·一八事变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这十五年间中国人的生命财产遭到的损失更是天文数字。我们既然无法阻止日本有关部门修改教科书，就完全应该针锋相对地在我们本国的国语和历史教科书中增加篇幅，让后代了解真相。

    巴金抵沪后，立即参加了由吴朗西、伍禅、丽尼、柳静等人创办于1935年5月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草创时期的文生社得到鲁迅的关怀和支持。巴金为该社主编了《文化生活丛刊》。9月15日晚，由巴金、黄源、吴朗西做东，在南京饭店宴请鲁迅、茅盾、黎烈文，同席的还有傅东华、胡风、许广平、海婴。商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把原来由生活书店出版的《译文丛书》接过来。席间巴金还与鲁迅、茅盾磋商《文学丛刊》编辑计划。

    9月间，巴金还“团结曹禺、何其芳、萧乾、丽尼等一起重新创立《文学月刊》社”。(杨之华《文坛史料》，上海中华日报社1944年出版)由于1933年就开始给《国闻周报》和《大公报·文艺》写稿，还没毕业，萧乾的位子就定下来了。1935年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杨振声老师约萧乾去来今雨轩吃茶，在座的有沈从文先生和天津《大公报》的胡霖总经理。当场就说定：6月15日举行毕业典礼，7月1日他就去天津，为大公报馆编副刊。

    1936年2月，萧乾调到上海，筹备沪版《大公报》。他回顾道：“同巴金过从最密切，还要算1936—1937那两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道。当时我在《大公报》编《文艺》，同杨朔一道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隔几个门就是黄源。巴金那时也住在霞飞路(今南昌路)的一个弄堂里，正在写着他的三部曲。他主要在夜晚写，所以总睡得很迟。有时我推门进去，他还没有起床。那是很热闹的两年：孟十还编着《作家》；靳以先后编着《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是《中流》；《译文》则由黄源在编。我们时常在大东茶室聚会，因为那里既可以畅谈，又能解决吃喝。有时芦焚、索非、马宗融和罗淑也来参加。我们谈论各人刊物的问题，还交换着稿件。鲁迅先生直接(如对《译文》)或间接地给这些刊物以支持。当时在处理许多问题上，我们几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例如我们的刊物都敞开大门，但又绝不让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进腿来。那时上海小报上，真是文坛花絮满天飞，但我们从不在自己的刊物上搞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包括不对某些谰言加以反击。对于两个口号，我们都认为是进步方面内部的分歧，没参加过论战。当时我在编着天津和上海两地《大公报》的《文艺》版和《国闻周报》的文艺栏，我不记得曾发过一篇这方面论争的文章，虽然我们都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下面签的名。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在外，回来看到郑振铎提倡‘手头字’运动的宣言也签上了我的名字。料必是我不在时，朋友们认为不能把我漏掉，就替我签上的，我也因而深深感激。”

    5月3日，巴金应邀前往东兴楼饭店，出席上海杂志公司为《译文》复刊举办的宴会。与会者有鲁迅、萧红、萧军等三十来人。就在这次的会上，经巴金介绍，萧乾结识了从少年时代起就仰慕的鲁迅先生。

    8月1日，徐懋庸在致鲁迅的私信中对巴金、黄源、胡风等人进行人身攻击。6日左右，巴金从孟十还处获悉鲁迅针对此信授意冯雪峰起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已付印，就赶到印刷所去，看了那封信和鲁迅亲笔修改的原稿。徐在信中对巴金、黄源和胡风进行攻击，并且说：“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

    在回信中，鲁迅亲笔写道：“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斗争的宣言。……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

    鲁迅仗义执言，为巴金辩诬，巴金有了知遇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