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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自费赴法国，当然加重了大哥尧枚的负担。耐人寻味的是，巴金认为“我说自己的话，不要别人付钱。所以我把第一本小说的‘版税’送给了一个朋友。”他首先考虑的是外人，而不是自己的两个胞兄。
“做大哥的人”看见弟弟一本接一本地出书，从来没想过要求回报。1929年7月，尧枚来沪看望巴金，由于没有路费，尧林未能赶来跟大哥相聚，以致错过了跟他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
在上海，大哥送给巴金一杆价格不菲的钢笔，巴金还给哥哥一张昂贵的唱片。正因为贵，哥哥舍不得带走，临分手，又塞回给弟弟。
大哥去世后，独身的尧林承担起抚养后母、寡嫂及遗孤的责任。就连最小的李尧集(济生)，也未读大学，出去谋生养家。
值得注意的是，李家三代人都对巴金给予特殊的关爱。也许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他的价值。1917年冬，祖父鉴于宝贝孙儿身体日渐虚弱，自己出钱，给他订了一瓶牛奶。“自从父亲死后，祖父……开始关心我，而且很爱我。……他还时常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去，对我亲切地谈一些做人处世的话。甚至在他临死前发狂的一个月中间他也常常叫人把我找去。我站在他的床前，望着他。他的又黑又瘦的老脸上露出微笑，眼里却淌了泪水。”
母亲疼爱他自不必说，父亲也常带着他漫步街头。至于几个弟兄，多年来替他挡住风沙，不让他为大家庭的琐事牵肠挂肚，使他得以为了信仰而奋斗，潜心著译，开创新生活。1928年夏，巴金在巴黎收到了大哥来信，信中再一次提及要他“扬名显亲”、“光宗耀祖”的话。他感到与大哥在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决定重新提笔写完小说《灭亡》，“把这本书呈献给他。如果他读完以后能够抚着我的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罢，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底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在我是满足，十分满足了!”
1923年5月，刚刚离开成都的巴金尚在惦念嘉兴的李家祠堂，五年后在巴黎，他的眼界已开阔多了。为了一种理想，他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还在家乡时，曾为了纪念被军阀赵恒锡杀害的湖南工人领袖黄爱和庞人铨两位烈士(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而作一首长诗《报复》，发表在《孤吟》上。抵沪后，他又结识了卢剑波、毛一波，南京的卫惠林、范雄毅，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都是通过行动实践理想。少爷出身的巴金缺乏实践的能力。然而倘非跟这样一些不惜为主义抛头颅洒鲜血的行动派心连心，他是不可能塑造出《灭亡》的主人公壮火心这个有血有肉的形象的。
1930年1月，巴金在上海译完了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头一年9月，他曾收到十七岁的胞弟尧椽的一封来信，希望他译著点书让自己读。巴金就把致弟弟的回信作为该译本的代序。他要弟弟把此书作为“终身伴侣”。克鲁泡特金“在人类中是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他是“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最纯洁最伟大的人”。巴金鼓励弟弟去“爱他敬他”，并把他作为“一个模范”来自勉。
1989年10月，萧乾作为中央文史馆馆长赴宁夏银川，参加老画家罗铭画展剪彩仪式，我也陪同前往。我们登门拜访了李尧椽(采臣)。他比萧乾小三岁，那一年已七十六岁了。普普通通的套房里，连过道都堆满了书。他深情地回顾了自己是怎样跟着胞兄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1935年，他出川抵沪，就读于立达学园的农村教育科。毕业后，在文化生活社帮忙及至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就随吴朗西到四川办文生社分社，未果，遂跟随胞兄到广州成立分社。广州沦陷后，又与巴金、萧珊同道，逃到柳州。接着，采臣只身回四川谋生，最后在银川定居。
翌年8月，我为了翻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开山之作《尤利西斯》，阅读了好几部他的传记。乔伊斯是长子，六岁半就被送进天主教耶稣会办的住宿学校读书。后来因父亲不善于理财，导致破产。多亏一位赏识这个天才少年的耶稣会士的帮助，才得以完成学业。父亲对他情有独钟，哪怕成群的弟弟妹妹明天没有面包吃，他也肯给老大足够的钱去购买进口的新书。《尤利西斯》第十章中，有一段描述了母亲死后，三个妹妹用修女施舍给她们的豆子煮成一锅清汤当副食的情景。主人公斯蒂芬(作者的原型)得悉，他离开家后，那批心爱的书已被卖掉，换面包吃了。
全家人忍饥挨饿，让爱尔兰“文坛巨子”乔伊斯在成长时期得到精神食粮，是值得的。
再看看巴金。
1926年2月上旬，巴金专程赴苏州东吴大学探望已放寒假的三哥尧林，跟三哥谈起为了寻求真理准备到法国去的打算，并陈述了选择去法国的理由。1979年5月18日，巴金又把这话向巴黎记者皮埃尔·让·雷米重复了一遍：
“法国较其他国家容易接纳中国学生，其次是因为费用较低。但最主要的是因为法国是很多被放逐者的庇护所，形形色色的革命者都来到法国生活。”
尧林听罢，既不反对也不鼓励。巴金住了几天，友爱地和他分手了。
尧林为什么不加可否?三哥只比巴金大一岁多，但对家中经济拮据的情况，显然比弟弟清楚。反对嘛，会扫巴金的兴；鼓励呢，肯定使大哥为难。所以他只能采取这个态度。
赴法留学的念头挥之不去，巴金考虑了一两个月之后，终于“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笔钱作路费和在法国的短期的生活费”。
大哥收到弟弟的信后，先是强调手头拮据，无法筹款，接着又写信劝巴金推迟两三年出国。巴金“当时很固执，不肯让步。……坚持要走”。
转年1月上旬，大哥满足了爱弟的要求，汇钱给他。出发前夕，巴金收到三哥的信，他至今保存着。尧林写道：
“……你自来性子很执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应当好好的处，不要得罪人使人难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你到法国后应当以读书为重，外事少管，因为做事的机会将来很多，而读书的机会却只有现在很短的时间。……”
大哥因破产自杀后，巴金说：“我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三哥就“承担了大的牺牲……放弃了自己的一切”。
进入耄耋之年，巴金反省道：“现在回想往事，我不能不责备自己关心他实在不够。”然而，悔之晚矣。
1929年，巴金凭着脱笔于法国的《灭亡》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旅法两年，巴金马不停蹄地做了大量工作，其实即使只写了一部《灭亡》，也说得上是不虚此行。
次年9月，巴金第一次去泉州。他在这里逗留了一个月光景。当时，很多朋友以晋江黎明高中为据点，办报纸，从事教育，建立总工会、学生会等。巴金和这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一道学习、工作。他是应黎明中学校长吴克刚的邀请而来，吴校长患伤寒症的期间，他还协助料理学校的事情。
据中国新闻社的报道，黎明中学是这样成立的：“1929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马叙伦来到泉州，建议在泉州创办一所高级中学，为社会培养人才。当时在泉州的许卓然、秦望山向海外募捐办起了黎明高中，由梁龙光担任校长。”
1932年和1933年，他又接连去了两次。离开这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办教育的朋友们后，他于1933年5月热情洋溢地写道：“……没有充足的饮食，没有充足的睡眠，没有充足的休息，他们沉默地把那沉重的担子放在肩上，从没有一个时候发出一声怨恨。……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给社会制造出一些有用的青年。……他们生活在学生中间，像一个亲爱的哥哥，分担学生的欢乐和愁苦，了解那些孩子，教导那些孩子，帮助那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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