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忏悔”
二 赴巴黎·闯入文坛(1)

    (1924-1933)

    抵沪后，经过几个月的苦学，哥儿俩同时考取上海南洋中学。尧林读三年级，巴金读二年级。由于该校学制太长(五年)，学杂费、寄宿费都昂贵，一个学期后，他们就转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补习班。1924年9月，他们双双升入东南大学附中高三。这个学年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说明少年巴金的智慧和非凡的毅力。上学期，他的化学考试仅得30分，是全班倒数第一名，他发愤补习，毕业考试时取得了满分。

    课余巴金还坚持每天自学一小时世界语，从不间断。课本是从上海世界语书店函购的。不出一年，他就能用世界语撰写文章了。

    高中毕业前两个月，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在南京、北京、广州、香港等城市，工人、学生相继开展声势浩大的罢工、罢课和游行活动，支援这场反帝爱国斗争。巴金和尧林一起议论此事，后来在《死去的太阳》中这样表达了自己的鲜明立场：“我底青年的生命可以牺牲，我底血可以再一次流到南京路上，然而正义终于是要争回来的。活着给别人做枪靶子这样的命运，我是要反抗的。”

    6月5日，南京下关和记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坚持到7月7日，有条件地复工。在国民外交后援会常委会上，巴金听到张光人(胡风)的演说。张是南京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声泪俱下，向听众报告这几天他们是在何等艰苦的环境下开展工作的。散会后，巴金和一群学生一道乘小火车，到该厂去声援工人。

    这就是巴金。当初他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过程中，惟一的一次实际行动是散发传单。如今支援罢工工人，他也当不成张光人那样的活跃分子。这是他的性格所决定的，他只能用笔来表达自己的激情和愤懑。

    7月间，哥儿俩双双拿到了毕业文凭。尧林决定到苏州去投考东吴大学，那是一座教会学校。巴金向往的是北京大学，就到了古城。然而，体检的时候，医生对他的肺部表示关注，连连摇头。他放弃了考试，先到南京，在尧林的陪同下去求医，果然患有轻微的肺病。那位医生向他推荐了上海的邓梦仙医生，他遂赴沪就医。邓梦仙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开了一家华光医院，担任院长。

    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巴金：“忏悔”二赴巴黎·闯入文坛(1924—1933)1927年1月15日，巴金与友人卫惠林一起登上法国邮船“昂热号”，2月18日驶抵马赛，19日到巴黎。巴金在法国一共逗留了20个月。他蜗居在巴黎一家公寓的六层楼上一间斗室里，每天照例到卢森堡公园去一两趟，晚上到学校补习法文。3月间他就获悉老家破产了。经济来源断绝，只好改为自学法文。

    国内的局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当年3月，上海爆发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北伐军随后进入上海。接着又攻占南京，遭到英、美、日军舰的炮击。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等二十几名共产党员。

    “从报纸上我知道某一处有许多人在为饥饿而哭，某一处又有许多人像猪羊一样被人屠杀，甚至偏远的地方也送来了悲惨的消息。”

    巴金新来乍到，怀念亲人，“关心祖国的命运，为了排遣寂寞，才借纸笔抒发感情”。(《〈家〉法译本序》)春天，他开始写小说。他的启蒙老师是《忏悔录》的作者卢梭。

    巴金还积极地投入了国际上反对判处萨珂和凡宰特死刑的活动。他读了英文版凡宰特的自传《一个无产者的生涯底故事》，其中“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处，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这几句话使他激动万分，认为凡宰特替他讲了心里话。“于是我坐下来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向他申诉我的寂寞和痛苦。”(《〈家〉意大利文译本序》)

    7月上旬，巴金收到了凡宰特6月9日从美国麻沙秋谢州查理斯顿监狱寄来的一封用英文写的回信，长达四页，还有一包书。他称巴金为“亲爱的同志”，感谢他对“萨凡事件”的声援和“辩护我们的信仰”。他指出：“‘无政府’的真意义就是了解而且以解放生活，解放个人，废除人对人的压迫和掠夺等等方法，来消灭这种历史的消极结果。”他鼓励巴金“继续前进罢!为‘无政府’而奋斗!”巴金读完信，感到：“从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标，而我也有面对生活斗争的勇气了。”(《我底眼泪》)他的心情激动万分，几天之内将《灭亡》第十一章《立誓献身的一瞬间》一气呵成。

    7月11日，他给凡宰特寄去第二封信，还附了照片。8月上旬，他收到凡宰特7月23日从狱中寄出的信。然而，8月23日凌晨，萨珂与凡宰特被处以电刑。

    1928年8月，巴金写完中篇小说《灭亡》，寄回祖国。旧金山的华侨工人钟时为他凑齐了归国的旅费。10月30日，他乘船驶离马赛，于12月上旬抵沪。经叶圣陶推荐署名巴金的《灭亡》连载于1929年《小说月报》一至四期，1929年10月开明书店初版。作品描绘了形形色色

    的革命青年的形象，为了砸烂旧世界，创建新世界，他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小说以1925年孙传芳在上海的黑暗统治为背景。

    《灭亡》在文坛上立即引起反响。“这一年出版的小说虽多，但是轰动当时文坛的杰作，当首推《小说月报》上登载的巴金的《灭亡》。”年底，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上撰文认为《灭亡》和老舍的《二马》“在今年的文坛上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

    1929年3、4月间，巴金结识了法国文学翻译家马宗融，他正准备回四川接女友罗世弥(罗淑)赴法。从此与马、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7月，大哥尧枚来上海，哥儿俩阔别六年后重逢。一个多月后，尧枚回川。

    1930年7月，李尧林毕业于燕京大学，因成绩优良，获得校方颁发的奖品——一把金钥匙，上面刻着“李尧林”字样。他考进南开中学作英语教师。

    李尧枚作为长子，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尧林、巴金身上。他本人已经屈服于传统势力，娶妻生子，不可能远走高飞了。一旦成了一家之主，他就积极支持两个弟弟赴沪读书，因为他巴望借此复兴家业。萧乾曾在《隔海叙族情——台湾寻根热》一文中写道：“我第一次发现宗族关系的积极方面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州。1985年参观那里的林氏宗祠时，我见到祠堂满壁是黑地金字的匾额，上书本族子弟在世界各地所获的殊荣——有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有担任要职的。”那时，我陪萧乾在槟州度过八天，东道主是槟州首席部长林苍祐，萧乾旅英时期的好友。当林氏宗祠映入眼帘时，1950年年初在贵阳市看到的文家祠堂立即浮现脑际。里面，满壁都是我祖父的忘年交、书法家姚华(茫父)的挥毫。八十年代中叶，姚华的孙女婿郑见宽光临舍下时，曾遗憾地说：“如果保存下来，那座古建筑简直就是不可多得的文物。就那么被毁掉，太可惜了。”

    我是由于看了陈思和所写有关巴金和他的三哥寻根祭祖的故事，才缅怀起这些往事来的。

    哥儿俩到上海后，马上去找远房亲戚李玉书，他在《新申报》工作。巴金和尧林先到嘉兴，住在四伯祖家里。两天后，李玉书也来了，三个人一道前往李家祠堂祭祖。祠堂破落不堪，“管祠堂斐卿二哥又因吸鸦片，没了钱就把祠堂里的东西当了。甚至连祠堂地也租给了一个成衣匠……嘉兴之行后，弟兄俩把李家祠堂的情况向四川老家作了报告，不久，由四川老家寄去八十元钱，在三哥尧林的主持下重修了祠堂。到这一年的旧历腊月，弟兄俩第二次回嘉兴代二叔做神主，祭扫祖宗牌位。”